现代政府的合法性危机

政府合法性从本质上讲是民众对于政府统治的心理认同,它以一定的物质因素扣相对独立的精神因素及特定的社会基础为支撑,对保持政府秩序和政治稳定具有重要的作用。导致现代社会政府合法性危机出现的因素主要有政治正义性不足,现代性因素对传统舍法性来源和基础的结构性挑战,转型时期政府供给能力的下降,腐败现象产生的政治离心力等,社会结构的分化也构成了对政府合法性的威胁。要维护政府合法性,就必须顺应客观规律,在充分借助现有合法性资源的基础上,致力于创建现代合法性的结构与内容。     

公共哲学视野下的新公共服务理论探析——一种对“新公共服务”的读解

公共行政学发展是在理论本身不断地反思批判和不断超越中走向成熟。在对时下流行的新公共管理的反思批判中,美国学者丹哈特①的“新公共服务”渐成体系并且论证了其对新公共管理超越的地方。新公共服务将理论视角聚焦到公共生活的主体——公民而不再是“掌舵”的公共行政人员。公民具有相当的公共理性这既是新公共服务潜涵的理论吁求,也是公共哲学的一个基本主题,而公共理性是基于最基本的公共生活事实和公共文化背景。从传统公共行政到新公共管理再到新公共服务的发展变迁中蕴含着公共哲学话语转换之意涵亦即公共哲学将从传统形而上高度向公共生活的经验层面转换的趋势。     

公共危机中的公民知情权

构建二十一世纪的和谐社会,就是要构建和谐的法治社会,公民社会。这是建立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的题中之意。近年来在我国发生的一些公共危机事件,引发了人们的思考:如何应对这些危机?政府在这些全国范围内的公共危机中所采取的措施给了我们一个提示,科学、合理、有效的实现公民知情权是应对社会危机,建设公民社会的一个有效的环节。本文将从公共关系学和危机管理的角度,对公共危机中的公民知情权加以研究,对我国公民知情权的现实情况进行了分析,试图寻求符合我国国情的科学、合理、有效实现公民在公共危机中的知情权的有效途径。     

公共预算研究:中国政治学和公共行政学亟待加强的研究领域

公共预算是政治学和公共行政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领域。然而,在中国,公共预算一直是经济学家(主要是财政学家)研究的领域。中国政治学和公共行政学在公共预算领域的“自我放弃”不仅给自身的学科发展带来了一些问题,而且也制约了公共预算研究的发展。所以,本文呼吁中国政治学和公共行政学重视公共预算研究,尤其是关于中国公共预算的研究。     

全面提升政府危机管理能力, 构建城市安全和应急体系

全面提升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能力,预防各种突发事件,减少灾后损失,保障公共安全,保护已有的发展成果,维护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各级政府不可回避的重大挑战。借鉴国际上先进的危机管理经验和我国的城市危机管理现状,当前,全面提升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能力,建构城市的安全和应急体系,应该重视和强化十个方面的工作。     

公共管理领域的价值体系重构

由于行政管理向公共管理的转变,公共管理领域的价值体系相应发生了变化。随着对公共管理理论的不断完善,其价值体系的重新构建已成为该领域必须突破的瓶颈。文章在梳理公共管理理论创新的基础上,系统地归纳提炼出公共管理领域的价值取向。     

第一次数学危机及其哲学分析

毕达哥拉斯关于数的信条及以数为基础的宇宙模型的破产,导致了第一次数学危机。这一危机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不仅推动了数学及其相关学科的发展,使古希腊数学的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且推动了整个科学的发展。在古希腊,数学和哲学是结盟的,哲学使古希腊的数学趋于抽象和真理。正是由于古希腊的哲学背景,使其有可能建立世界上第一个数学公理系统,并最终导致了近代科学的诞生。     

行政改革与政府创新笔谈（四篇）——提高危机管理水平 提升政府执政能力

政府是建设小康社会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政府要担当这一历史使命,就要遵循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的要求,继续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公共行政体制。实现政府创新,不断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与管理水平,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本刊为此编发下面一组文章,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就行政改革与政府创新进行探讨,力求对行政改革与政府创新有更全面、更深刻的了解。     

浅析青少年自杀心理因素及其危机干预

由于青少年自杀的比例呈不断上升趋势,有必要将"危机干预"的理念和机制引入我们的生活,在分析青少年自杀心理几大来源的基础上,提出对青少年进行自杀的危机干预的对策,即建立自杀危机干预中心,为有自杀倾向的人提前提供有效的心理治疗,建立个人的社会支持系统,呼唤更多的人文支持和关爱,提高青少年的心理素质,增强珍爱生命意识.     

论公共利益在行政法中的地位

行政法中的公共利益是由行政法规范限定的、特定时空下的、由行政主体主动捍卫的、体现在行政法运作中的利益,它的法律表现形式主要是公共道德、公共发展权等六个方面,它在行政法中的功能主要体现为对行政行为的排斥等四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