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权力制约与监督的理性思考

"权力倾向于腐败,绝对的权力倾向于绝对的腐败。"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必须按照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建立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本文在对公共权力本质与特性进行深刻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强公共权力制约与监督的理性思考。     

新形势下加强保安行业监管的思考

四月论坛的主题是:在当下《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即将出台之际,保安服务业面临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2008年初,在全国保安从业者多年的殷切期盼中,《保安服务管理条例(草案)》经国务院法制办发布,并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尽管这部条例还没有正式出台,但是从草案中透露出的信息,已经让全国保安从业者有了更多的信心和期待。《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的出台,将打破部门垄断和地区封锁,将明确保安企业特别是保安员的资格条件和权利,义务,并将对各类保安服务企业和保安队伍提出统一监管要求和处罚规定。逐步走向开放、步入法制化轨道的保安服务业,必将有更美好的未来!但需要看到的是,一部条例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保安服务业的大发展,《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的贯彻落实,还都需要一系列有关问题的解决,包括监管,包括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包括持续推进保安队伍职业化进程,包括人们观念的更新、思想的解放,等等。只有洞察、直面保安服务业现存的各种问题,统筹考虑并加以妥善解决,才能保持保安服务业在新形势下又好又快地发展。本期,陕西省公安厅治安局保安处处长、陕西省保安协会秘书长金博学,贵州省公安厅治安总队副总队长、贵州保安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徐朝中,南通市保安服务总公司总经理严锦华,辽宁警官高等专科学校职业教育部教研室主任、副教授刘山勋,天津经保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二分公司大队长贾现军,应邀就新形势下妥善解决行业存在的问题,推动保安服务业改革发展进程发表高见。     

殡葬服务业行政性垄断主体成本——收益分析

人无法生活在无成本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里,正如人不可能生活在零摩擦力的自然世界中。在无数次对于成本与收益的计算与评估中,＂经济人＂作出理性的选择、形成自身的偏好。而制度就是所有参与者,基于自身成本收益的行为选择,而达到的共同均衡的结果。因此,从成本收益的角度去窥探行为选择与制度设计的形成原因、内在机理是分析我国殡葬服务业行政性垄断成因的重要方式,也是完善我国殡葬制度之理论基础。     

国际法律服务自由化与戋国法律服务业的对外开放

国际间的法律服务作为服务贸易的一种重要形式已经被纳入到世界经济贸易组织的体系之中。虽然目前国际间的法律服务在整个服务贸易总量中所占份额相对较小,但由于法律服务本身与一个国家的政治、法律等密切相关,是服务贸易中直接触及上层建筑的部分,所以法律服务自由化问题有其     

欢迎检务公开进社区

没有监督的权力，导致必然的腐败。不知情何以监督。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公开是监督的底线。在依法治国的宪法原则转化为民主与法制的具体实践进程中，公共权力逐步褪去神秘面纱，主动公开政务、党务、社会公共事务，激励公众参与监督正走向更为广阔的领域。但由于条件与经历的局限，不可否认对于人民检察院的了解，不少人依然知情甚少。     

因势利导 让千年习俗走近文明

近年来，天津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关于“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的重要要求．采取多种形式对民间乱烧纸钱这一旧习俗进行治理．特别是抓住迎办北京奥运会的重大契机．引导市民文明祭奠．既强化了广大市民的公德意识．遏制了“乱烧纸钱”的行为．同时也维护了公共环境，提高了城市文明程度。天津市倡导文明祭奠、整治“乱烧纸钱”活动具有这样几个特点：     

“行政关系”与公共管理学科体系新构想

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在公共领域主体、关系和研究视角的三维分析框架中,最大区别是"行政关系"这一项。"行政关系"使得公共行政、公共管理、公共政策、公共事业等学科形成了曲折、交叠的发展历史轨迹和逻辑路径,也使公共行政学作为公共管理学一级学科的通论性课程显得必要而合理。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应该综合集成各方面的专家,将通论和技术连接起来,解决关乎公共又细致入微的公共管理问题。     

粤港两地都需要解放思想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年。30年来,广东得风气之先,敢于创新,一直走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为全国的发展探索出有效的路径,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广东取得辉煌成绩,粤港的紧密合作应记一功。     

税费的界分

本文首先严格界定公共产品,并以之为标尺,划清税与费的界线,明确两者之间的差别进而结合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税权收归全国人大,收费权力进一步下放予地方的设想.以为引玉之见。     

我国中介组织与公共管理关系之研究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公共管理业已成为由政府部门、私营部门、中介组织和公民个人等参与者组成的公共行动体系,中介组织与政府形成了一种合作网络。然而目前我国的中介组织与我国公共管理还未达到应有的沟通和协调,不能充分发挥政府的力量和中介的优势。为了改变这种状态,就必须恰当的处理两者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