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我国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的特点及对策

我国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除有团伙犯罪所具有的专业化、职业化、智能化、暴力化等特点外,还具备一些新特点,这些特点具体反映在组织性、连续性与渐变性、政治性、渗透扩张性等几个方面。认真研究、掌握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的特点、规律,把握其发展变化的趋势,进而制定出强有力的打击对策,这是摆在各级公安机关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我们一定要加强、完善相关的立法工作,加强国内国际同行间的协作,注重刑侦基础业务建设,成立专业队伍,与打击其他违法犯罪活动有效结合起来,开展专项斗争,营造一个对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人人喊打的局面。     

论有组织犯罪侦查中的协同作战

协同作战的原则是由有组织犯罪的复杂性和侦查资源相对匮乏的现实情况决定的。在有组织犯罪侦查工作中,协同作战的表现形式有:不同地区公安机关之间的协作;侦查部门与公安机关其他部门之间的协作;公安机关与其他司法机关之间的协作;公安机关与其他职能部门之间的协作;我国公安机关与国际刑警组织及其他国家警察机构之间的协作等。     

非政府组织发展对我国社会稳定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非政府组织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在促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社会治理、经济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显著成绩,日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特别是在应对灾变、群体性事件等突发事件中所充当的"第三方"的重要角色,使得非政府组织在维护社会稳定过程中的重要性日益凸现。但其消极影响也逐步显现出来,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我国政府社会治理工作所面临的一项新的挑战。     

西方公共行政理论演变中的价值取向

厘清西方行政价值的两种基本取向,有利于我们从整体上更好地把握西方公共行政理论的本质,对于完善我国的行政价值体系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完善我国捐赠人税收优惠制度的法律思考

慈善捐赠是由社会公益组织调节的第三次分配,它是均衡财富分配、弱化收入两极分化的一种途径,时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作用。美国、英国等国都规定了一定的税收优惠来鼓励慈善捐赠,我国也有这方面的规定,但存在一定不足。借鉴英、美两国的经验,我国应该从增加能使捐赠人获得捐赠税收优惠的慈善组织数量、提高捐赠优惠比例、出台实物捐赠抵扣具体办法、统一内外资企业捐赠扣除额度等方面来完善慈善捐赠的法律制度。     

近期国内学术界对非政府组织研究综述

目前学术界对非政府组织的研究在概念界定方面,集中在包括剩余法在内的几种定义上;在非政府组织勃兴的深层动因方面,市场与政府的“双重失灵”,“市民社会”的知识话语体系,合法性建构,社会转型,可持续发展等是几个常见的视角;在非政府组织与国家的关系方面,着重探讨了导致两者合作或冲突的多种可能性;对于非政府组织在我国的发展定位问题,一些学者提出了对非政府组织不能期望过高、非政府组织本土化的观点。     

香港慈善组织的发展与启示

香港的慈善组织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数百年来香港社会的进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市场、法治、政府、制度以及文化等因素在香港慈善组织的蓬勃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内地非政府组织应该有效借鉴香港经验,重塑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关系,改变思维,建立多元文化,从而使我国非政府组织事业逐步走向发展与成熟。     

公共行政改革视野下的官僚制模式与新公共管理模式

2 0世纪 70年代以来 ,为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西方发达国家掀起了行政改革的新一轮浪潮。走向一种新公共管理的实践模式 ,成为当代西方政府改革的最基本趋势 ,而新公共管理模式由于其内在的缺陷不可能成为一种普适的行政模式 ,只能是官僚行政的纠错机制。官僚制模式因仍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经济社会条件而表现出较强的生命力 ,但它日益受到人们的批评也说明引进新公共管理模式等纠错机制的必要性、紧迫性。因此 ,公共行政的制度设计不应立足于新公共管理模式与官僚制模式的不相容选择 ,而应立足于二者的相容、互补。实现新公共管理模式与官僚制模式的有机结合 ,是当代中国行政改革的理性选择。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党建工作的几个问题

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建立党组织,开展党的工作,是党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在以个体私营为主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建立党组织、开展党的工作应着重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关于建立组织问题。一是凡是具备条件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都应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党员人数少、暂不具备建立党组织条件的,应抓紧把工会、共青团组织先建立起来,为建立党组织创造条件;二是以城镇个体劳协为依托建立党的基层委员会,加强对个体工商户党建工作的领导。个体劳协党委可依托个体工商户所在街道、集贸市场、商场等经营所在地和经营场所就近、就地建立党的…     

公共行政民营化界限研究——“治安承包”引发的思考

治安承包是公共行政民营化浪潮在当下中国特定行政领域中的制度表征,相关争议的焦点在于公共行政民营化界限的判断.国家职能、行政过程及法律保留是影响民营化界限的三大主要因素.以合同承包为代表的形式民营化举措并未改变政府责任,能够得到广泛运用;以政府撤资为代表的实质民营化举措导致政府责任的移转,仅适用于需要完全市场化的公共行政事务;介于两者之间的政府淡出形式,可以在政府占垄断地位的行政事务范围内广泛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