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权与公权之冲突及地方政府责任

随着中国公民权利意识的提高,私权与公权的冲突事件不断出现,迫切要求政府在制度上作出回应.本文认为,在私权与公权的冲突中,地方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通过积极的作为即提供完善的法律制度,使公民权利得以保障并提供权利救济的路径;通过消极的不作为即约束政府权力,给市场的不同利益主体留出自由竞争的空间.并建议改革地方官员考核制度,将对冲突事件的应对能力纳入政绩考核范围,以激励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     

深刻把握和全面理解“国之大者”的丰富内涵

国之大者,事关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深刻理解和全面贯彻落实“国之大者”需要准确把握“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维护谁”的根本问题。明确“我是谁”就是要坚守初心使命,勇于自我革命,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明确“为了谁”就是要一切为了人民,让人民生活幸福,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明确“依靠谁”就是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和支持;明确“维护谁”就是要坚决维护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不断增强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经济发展视阈下的“国之大者”

“国之大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一大核心主题,具有丰富的时代蕴涵。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指导,是经济领域首要的“国之大者”。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始终贯穿于我国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是经济领域坚持“国之大者”的根本指向。抓好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落实是“国之大者”的行动要求,需要继续坚定政治方向、坚持问题导向、树立风险意识,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前进。     

论“国之大者”和国防安全

国防安全是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国之大者”,与作为中心任务的经济建设等其他“国之大者”历来有密切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和果断部署下,确保支撑国防安全的“国之大要”坚实有力,为国防安全各方面的“国之大计”的合理布局和有效实施提供了可靠的器物和制度保障,为护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重要贡献。     

个人信息处理者过错推定责任研究

个人信息处理者承担过错推定责任的实质基础在于处理行为引起的作为义务,而不仅仅是为了强化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过错推定责任与《民法典》侵权责任编没有体系衔接冲突问题,但与人格权编所确立的“隐私权”和“个人信息”并行体例存在张力关系。处理私密信息造成损害的,应承担过错推定责任,而不适用有关隐私权规定。处理者的过错推定责任不是一种普遍性责任,其适用范围具有限定性,适用要件也有特殊性。此过错推定责任救济的是侵害人格权益的财产损失,不包括精神损害,其过错判断主要限于违反法定义务的违法行为及比例原则下的实质违法行为,其因果关系要件的特殊性则在于采取“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而非实行举证责任倒置。     

斯洛特德性伦理学特点初探

迈克尔·斯洛特是当代著名德性伦理学家。他采取了一种特别的纯粹德性伦理学样式,即关怀伦理学,或以行为者为基础的德性伦理学。这种德性伦理学开启了一条不同于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德性伦理学复兴之路,成为当代德性伦理学领域中重要的分支之一。     

纯正身份犯共犯的构成

"受贿罪共犯否定说"认为无身份者不能构成受贿罪的共犯;"全然否定论"主张不仅无身份者不能构成受贿罪的共犯而且其不可能构成所有纯正身份犯的共犯.两种否定论都有其各自的缺欠和弊端.立足于纯正身份犯的内在规定性以及共犯的处罚根据理论,无身份者可以构成纯正身份犯的共犯(教唆犯和帮助犯).     

网络语体产生的大众心理机制

在网络交际中,网络语体不断涌现,并且几乎每一种网络语体都能够在一段时间内得以流行。网络语体的产生,在于某种情绪的表达,而网络语体的流行,深受群体力量的影响,群体力量则源于集体心理的建立。青年为代表的网民群体借助网络语体可以在网络世界中更好地传情达意、完成交际,同时,网络语体的娱乐性可以帮助网民们缓解压力。但作为表达某种特定情绪的网络语体,它的流行,直接导致了大量“失语者”的出现,是一种缺乏语言创造力的表现。此外,网络语体开始渗入现实交际,与其他语体相互渗透,这会进一步扩大“娱乐至死”精神对现实生活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权威。     

股权分置改革与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我国股市从2001年以来连年阴跌,中小投资者蒙受了巨大损失。为了消除股市的积弊,中国证监会启动股权分置改革,由此迈出了股市制度改革的关键一步,A股市场向国际成熟市场靠拢已是大势所趋。此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着重体现了尊重中小投资者的精神。但要落实到实践中,只有降低市场的系统风险,才能从总体上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身份认同与社会性存在：中国国家本体安全的寻求与调适

21世纪以来,在全球化进程和反全球化运动的博弈中,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面临着多重身份认同、跨国沟通网络和群体情绪/情感等问题带来的新型挑战。多样的身份认同危机会导致国家处于本体不安全状态,出于维系“社会性存在”的目的,国家会启动情绪/情感性自我保护机制,呈现以“焦虑感”为特征的“非理性行为”,可能带来国家间的安全对抗和冲突。获取国家本体安全取决于国家自传式叙事的连续性与“自我—他者”信任关系协调机制两条路径的均衡发展。在百年大变局下,“何为中国”的自传式叙事正由“内向型”的国家主体性向“外向型”的国际能动性身份转变。新时代中国国家身份转型和国家本体安全的获得,一方面,取决于在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成功建构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共同认可的新型负责任大国叙事体系;另一方面,有赖于重塑和调适中国与西方大国和国际社会的“竞合型”与“和合型”两类信任关系,其调适结果不仅是实现“自我—他者”良性互动的前提,也是决定中国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生态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