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性与实践智慧——亚里士多德的伦理道德论说与可能启示

善是人类道德的一个永恒话题。亚里士多德将幸福论界定为"德性——实践——幸福"的理路,他一方面强调德性,另一方面更崇尚人的"德性实践"与"善行"。德性是能够促使一个事物实现良好状态的实践性品质,它置根于人的现实活动中。德性的展开与实施需要由具有德性的个体进行"思量",这种思量就是德性的实践智慧。实施"中道"与避免不自制是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的两个方面,两者共同决定了德性"至善"的达成。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思想看,德性的养成源自教导和社会习俗的生成,为此,教育尤其是德性教育为个体德性的实现提供了可能。不仅如此,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德性构建论说也为我国社会和谐伦理的构建提供了一种可能而有益的范式。     

意识形态与个体意义体验脱节：道德困境的根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采取两类措施解决道德水准下降的问题,一类是伦理制度化,另一类是政府推动的各种精神文明建设,两种措施均没有取得明显效果。第一类措施低效的原因在于没有抓住道德的根本：引导人在超越和意义体验的基础上追求向善,不能取得实效。第二类措施以总体化、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精神引导,失去了个体意义体验的支撑,因而处于悬空状态。当前道德建设的根本在于建构基于个体意义体验的人生信仰,这种建构需要解决三对矛盾：实用理性与意义关切、社会分化与整体性认同、意识形态与信仰之间的矛盾。     

解雇权的程序控制

解雇程序对解雇权的控制具有重要影响和独特价值,但应有一定的限度,需合理平衡劳资双方权益.我国司法机关对违反解雇程序的审查裁判标准不一,影响了解雇权程序控制的实效和法律的安定性.对解雇权应给予何种程度的程序控制,英国解雇权程序控制的历史变迁对我国不无启示.我国司法机关应坚持实体与程序并重、劳资权利平衡的原则,严格审查解雇...     

论契约自由原则的发展及其动因

“契约自由是合同法的灵魂和生命。”它发源于罗马法,确立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进入20世纪后,随着其产生之社会基础的变化．各国普遍对契约自由给予一定的规制,以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契约公正。从契约自由原则的兴起、确立及现代社会对其的规制,宏观把握契约自由原则发展的历史进程,并洞见其发展动因。     

论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规范演进与司法适用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修法设计和实践适用已引发诸多争议,反映出我国理论界与实务界在此问题上仍缺乏通识的话语体系及立法论和方法论的共识。从规范演进的视角来看,一般条款作为早期概念法学的产物,其新发展已呈现出立法论向方法论、强道德性向弱道德性、原则化向规则化、宽松主义向严格主义等鲜明转向。在此基础之上,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规范适用应立足于“在立法论上缓和争执,在方法论上引致共识”这一出发点:首先,从适用主体和权限来说,为充分应对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所带来的监管挑战,未来应赋予中央一级的市场监管机构适用一般条款来认定非类型化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权限;其次,从适用空间和顺位来说,一般条款与具体条款之间具有严格的补充适用关系;最后,从适用标准和范式来说,对竞争行为的评价可遵循“确认制度利益”“评估利益损害的量”“考察利益损害的质”“符合基本原则解释与立法目的限定”这四个具体步骤。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市发展改革部门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试行)的通知

京发改规[2020]3号各有关单位:为依法规范本市发展改革部门行政处罚裁量权,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依据国家和本市相关要求,结合工作实际,市发展改革委制定了《北京市发展改革部门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试行)》,现予以印发,请市区发展改革部门贯彻执行。     

《贵州民族研究》编辑部声明

《贵州民族研究》是我国民族学类综合性学术期刊,办刊历史悠久,是一贯注重以学术质量来衡量和发文的学术刊物。本刊不收任何费用,公平公正地对待所有来稿,以质量为论文刊发的标准。由于本单位实际情况,我们尚未建设有官方网站及网上投稿信箱。     

知否

哪些病是被气出来的?A生气对健康有很大危害,老话说“气大伤身”,很多疾病都与生气有关。为什么人动不动会生气或愤怒?“生气、愤怒”是比较通俗的说法,而医学上更多用“情绪波动”来形容。生气在日常生活中是非常普遍的,出生几个月的婴儿就能开始感受到愤怒了,比如,在他们无法得到想要的东西时,就会抗议哭泣。人为什么会有生气这种情绪呢?愤怒作为一种情绪存在,其实是大有用处的,因为它为我们的祖先提供了一个进化优势。就像“害怕”这种情绪会让你对危险保持警惕一样,愤怒让你对不公正的情况保持警惕,它能够激发你去对抗这种不公正。为了应对残酷的环境,人体进化出了一种逃跑或战斗反应系统——交感神经系统。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29条适用问题分析——从法教义学角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29条以保护弱者为基本出发点,符合现代发展潮流。反观近年来的司法实践,却可发现法官在适用该条时错讹连连,令弱者保护之立法目的几近落空。司法效果不佳固然与法官素养有关,但鉴于立法与司法之间的联动关系,此现象亦暴露了立法技术之不成熟。在收集、归纳我国法院运用《法律适用法》第29条所呈现的种种失误并深入探究其诱因后,可以发现上述问题与立法机关对规则的系统定位不当密切相关。立法者须认识司法者于立法目的之实现方面不可取代的地位,在规则制定时切实考虑司法需求,使公正真正下落为个案的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