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活得有尊严”

今年两会中，“尊严”二字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让“人民活得有尊严”首次成为政府工作的目标，这是了不起的进步。     

国家建构视角下的农民公民权变迁

公民权是一国公民依法享有的包括人身、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的基本权利.公民权的建设与发展和现代国家建构之间具有密切的相关性,二者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作为这个国家的大多数者的农民,其对公民权的拥有程度取决于国家建构的需要,而从农民公民权的变迁过程中我们可以归纳出农民公民权的获得与国家控制呈现出一种负相关的函数关系.     

经年之后,平等仍未实现——公民权、自主权与性别权利之辩

尽管争取性别平等、反对权力分配中的性别歧视已经40多年,但植根于社会、意识形态、制度结构包括法律中的性别依附和男性主宰的政治仍然存在。为什么这么多年来,经过平等理论的建构、辩论和行动计划的实施,实现性别平等仍然是如此的虚幻呢?部分的原因就在于现行的争取性别平等的斗争受到前人形成和传承的哲学、法理观念的束缚。本文提出了一个更实际的实现性别平等的办法,即跳出性别,在人性普遍的脆弱性上建立一个更广泛的框架。这种新的理论研究聚焦于特权和歧视,考察社会组织和制度结构在利益分配中的影响。这种方法可促使我们在美国社会中更好地获得实质的平等权和社会权利。     

前沿视点

收入分配问题主要缘于调节手段不定高培勇在《人民日报》撰文认为,很多人把我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归因于经济体制转轨,但深入分析可以发现,经济体制转轨固然是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原因,但可能并非实质性和根本性原因,因为在经济体制转轨国家中也可找到收入差距虽有所扩大但并不明显、基尼系数并不算高的例子,如匈牙利、     

文化也有“公民权”

我们正在亲历的大众文化是每时每刻环绕周围的生活现实：购物广场、时装、汽车、化妆品、麦当劳、牛仔裤、动漫影视、商业广告、时尚杂志……在社会意识形态与人的自由发展之间，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趋势和问题之所在，是关心中国现状与未来的人士必须思考的。譬如，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从何而来？     

国家、市场与家庭关系中的性别与公民权利配置:如何理解女性在就业与家庭之间的选择自由?

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女性主义思潮和社会运动的发展,对两性关系和女性权利的变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重新理解女性在公共与私人领域中的处境变得十分重要。本文从社会科学中公/私二分法的角度出发,探讨了性别关系与福利体制的形成和发展,同时结合女性主义的理论论述分析了国家、市场与家庭关系中的妇女权利配置这一核心问题,并对社会政策的发展与妇女的能力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反思。     

缅甸新面孔

世人常以惊讶的目光打探缅甸近来的变化,除了政治场的军民转换、多党竞逐,人们还看到这个国家的国民精神面貌为之一新。向来在认命和愤怒两者之间切换的国民表情,现在多了喜、泣等戏剧化元素。这个曾被谑称为"免电"的国度,正在熠熠发光。不错,基础设施还没有跟上亚洲平均水准,克钦人和若开邦的印度人后裔仍缺少自治和公民权,但大     

公民权在罗马对行省管理中的地位

罗马在共和国中后期,占领了庞大的领土,为了方便罗马对地方的管理,新的领土被分为若干行省。旧的罗马共和城邦制度能否同治理庞大国土的需要相适应,关系到这个由一个城市统治的广大帝国能否维系。在行省管理过程中,罗马原有的公民权制度成功的推广到各个行省,并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本文分析了罗马公民权对于行省居民的价值,以及行省的罗马公民的职业及其对于罗马管理行省的作用,以期从另一种角度更好的观察罗马的行省管理制度。     

非诉执行的困境与出路——社会管理创新语境下的思考

当今中国社会急剧转型,各种社会问题突出、尖锐,这些新的社会问题的涌现必然会对社会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为平衡公民权与行政权矛盾而设立的非诉执行制度,也在社会管理创新这一要求中,被推至风口浪尖。法院应如何在社会管理创新的语境下,做好非诉执行工作,维护社会稳定,成为困扰法院工作的一大难题。本论文从非诉执行现状分析、面临的问题等方面展开分析,剖析了现行非诉执行制度的缺陷,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现实和法理分析,提出了对策和建议,以期为法院非诉执行工作找到突破口,实现社会管理创新的要求。     

民权保障应当成为和谐社会构建的逻辑起点——以基层维稳机制有序运行为视角

民权保障包括公民的经济权利保障、社会权利保障与政治权利保障。从和谐社会构建的层面看,民权保障与基层维稳是一对相互伴生的命题。在基层维稳过程中我国公民的各项权利目前仍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甚至被公权力公然侵害的发展态势,这是造成社会失序的根源。和谐社会构建属于社会管理创新的范畴,社会管理创新不仅仅是基层政府治理方法上的变革,核心应当是通过依法保障民权,使基层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能通过权力与权利的良性互动而相互制约,基层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矛盾,能通过权力与权利的制衡得以消解。要实现和谐社会的有效构建目标,其逻辑起点应当基于维稳与维权关系的分析框架,从"民权保障"入手,谋求建立一个动态的、均衡的"政府维稳与公民维权"的良性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