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涉“区块链”诈骗的舆论防范分析

近几年来区块链技术发展突飞猛进,正在助力信息产业发生深刻的变革。由于区块链具有诸多技术优势,媒体对区块链的报道多以正面积极为主,同时基于区块链技术衍生出的虚拟货币巨幅增值的事实也进一步吸引投资者的关注。然而近几年涉区块链诈骗案件数量也随之上升,媒体对区块链技术广泛的正面报道为涉区块链诈骗提供了舆论温床,也为打击此类诈骗增加了难度。本研究从社会舆论宣传角度切入,分析诈骗组织利用区块链及比特币的舆论优势实施舆论绑架与反诈公信力打压的模式,提出跨境涉区块链诈骗的舆论绑架机制与曝光风险的概念,并通过仿真实验得出这些因素对投资者产生的影响,归纳出涉区块链诈骗的宣传特征。最后对涉区块链诈骗分别给出基于供给侧切断与需求侧抑制的创新性防范方法。     

网络黑恶势力犯罪问题研究

我国现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正处于决胜阶段,继续保持着对黑恶势力的高压打击态势,并逐渐向信息网络方向延伸.相比现实社会中的黑恶势力,虽然网络黑恶势力组织结构逐渐扁平化、犯罪手段软暴力化、经济诉求明显,但其仍然符合恶势力、黑社会性质组织基本构成特征,在其认定上仍应遵循四个特征标准.在网络黑恶犯罪规制过程中,存在恶势力规范地位过低、证据易灭失、被害人拒绝作证、指定管辖范围过宽、由公安机关主导指定管辖和并案侦查易造成法律监督缺位,不利于司法公正等困境.针对以上问题,可以在刑事政策指导下,从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采取相应优化措施,比如将恶势力犯罪纳入犯罪圈,予以单独刑法评价;限缩犯罪地范围,强化法律监督审判机关制约作用;坚持扫除黑恶长效常态机制与专项斗争有机结合,实现对网络黑恶势力犯罪源头治理、综合治理.     

利用第四方支付犯罪案件侦防难点及对策研究

当前支付行业迅速发展,支付方式日益更新,第四方支付的出现极大便利了人们的生活。但第四方支付也逐渐沦为不法分子实施犯罪的工具,用于从事侵犯公民个人隐私、盗窃、诈骗、洗钱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危害了网络安全和人民群众的人身财产安全。由于犯罪手段隐蔽、资金交易复杂、犯罪呈产业化发展、民众安全意识淡薄等因素,给发现、调查、打击、防范此类犯罪带来很大难度。因此,公安机关应拓宽案源渠道,多途径获取线索;创新侦查手段,全方位收集证据;强化侦查经营意识,实施深层次规模打击;树立防范意识,多元化宣传教育。     

“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社会组织统战工作探究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社会组织获到了快速的发展,在社会各个领域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引导社会组织为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服务,已成为新时代统战工作的重要一环。但由于对社会组织统战工作重要性认识不足、部门间联系薄弱、统战组织建设不足等原因,社会组织统战工作进展缓慢。而互联网基建的完善以及软件设备的更新为实施社会组织“互联网+统战工作”提供了基础条件。因此,要主动树立网络统战辩证思维、完善亲民网络统战平台、建立网络统战长效机制、统筹网络舆情监督引导以及打造网络统战人才队伍,从而推进社会组织,网络统战工作。     

政府治理成本与公民满意:内在联系与成本控制

政府治理成本支出的高效化是政府治理的核心,也是公民满意的必要条件,而公民满意有利于政府治理成本的高效化,二者内在关系紧密。中国政府治理成本控制压力加大,政府治理有效性与公民需求存在一定差距,而广大人民对政府治理效能的期望不断提高,政府必须要树立善治理念,提高政府治理能力,遏制扩大治理成本的原始动机;树立人民至上的服务观念,科学决策和制定政策,遏制制度性成本;树立质量观念,不断提高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给质量;树立公平与共享理念,充分发挥公共财政调节机制,健全政府成本会计体系,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提高政府治理成本支出的有效性。     

论我国网络传播立法的不足与完善

由于现有立法的缺陷,通过网络以单向方式传播作品的作为既不属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范畴,也无法纳入广播权的保护,成为权利真空地带。针对我国现有立法对信息网络传播行为规制的不足,有两种改进路径可供选择：一种路径是修改广播权的定义,使之能够规制直接以有线方式进行单向传播的行为;另一种路径是创设“向公众传播权”,整合现有信息网络传播权和广播权的内容,将所有通过有线或无线方式进行传播的行为均纳入其中。     

“网络服务提供者”之微观解析

“网络服务提供者”概念过于宽泛,有必要对其类型化后,予以区分界定。基于网络著作权侵权主体的可能性,“网络服务提供者”可分为网络硬件服务提供者和网络软件服务提供者。前者包括网络接入服务提供者和网络信息存储空间提供者,后者包括网络内容提供者和网络技术服务提供者。除网络接入服务提供者之外的其他三种网络服务提供者均可为网络著作权侵权主体,因服务方式不同,其侵权行为构成要件亦有不同。     

网络时代刑法客观解释新塑造:“主观的客观解释论”

当下我国刑法应对日益严重的网络犯罪,采取的主要手段是通过“探究社会秩序的客观精神”以谋求对“社会现实的客观评价”,在所有刑法解释方法中,刑法客观解释轻易获得了优位权。然而,法律的形式主义与概念主义传统固然有其缺陷不能否定,以扩张为导向的刑法客观解释导致“客观解释等同于扩张解释”,形成了网络时代刑法网络治理的入罪化,并造成法律公权力对技术性网络空间自由的伤害,对网络时代公民自由权利的忽视。针对网络空间层出不穷的新型违法犯罪行为,应警惕客观解释论的过度使用;结合主观解释论的法治基因优势,宜以“主观的客观解释论”重新塑造网络时代刑法的客观解释论,即在网络犯罪的解释适用中,以客观解释为基础,同时其解释不能超出“刑法条文的语言原意”之范围,以主观解释作为客观解释之限定。     

媒介与重构：网络社会组织参与网络空间治理的内在逻辑

网络社会组织是网络空间治理的关键主体,互联网技术对网络社会组织的存续及其治理作用的发挥至关重要。基于技术—控制论学派的理论观点和分析框架,选择浙江省温州市为研究个案,从媒介对人的影响、媒介对社区的影响、媒介对社会的影响三个维度探究网络社会组织参与网络空间治理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互联网技术通过在微观上重构场景—角色关系、中观上重构社区关系、宏观上重构国家—社会关系来影响网络社会组织参与网络空间治理。     

网络社会主体的道德自律

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基于道德自律和他律的理论分析同样适合于网络社会。不仅如此,由于网络社会形成及其运行规律的独特性,道德注定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强化网络主体的道德自律在目前不仅很有必要,而且更为现实。关注网络道德规范,加强网络道德修养,投身社会实践,进行网际自我调适是网络主体进行道德自律的现实途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