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分级视域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量刑梯度研究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兼具聚合性与隐私性。聚合性体现为涉案个人信息的危害程度,直观体现为信息数量;隐私性体现为法益内容的敏感与私密,侧面反映信息级别。随着信息分级制度发展日益成熟,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量刑梯度应当重点关注信息等级这一要素,同时修改《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以个人信息数量的绝对倍比为标准设置的量刑梯度。关于涉案个人信息数量的计算,可以先根据交易金额和单价确定基本数量,结合当前信息分级制度背景,充分考虑涉案个人信息的敏感程度、关联程度和重要程度,再结合信息处理的场景,判定信息等级并确定调整系数,从而计算涉案个人信息的修正数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定入罪标准和量刑起点,并结合其他量刑情节,调整基准刑,确定宣告刑。     

元宇宙场景应用中的刑事风险与规制思路

当前“元宇宙”概念尚未定性,其并非宇宙学范畴,而是借用“宇宙”来表述此构建下庞大的映射现实的虚拟世界。在元宇宙场景应用中既存在借由虚拟世界的“犯罪土壤”而滋生的可以通过现行刑事立法直接规制的传统犯罪风险,也存在因各类新型尖端技术而产生的刑事立法盲区。通过对元宇宙概念进行溯源解读,将现行元宇宙场景下资本炒作的经济犯罪与元宇宙应用中实际产生的法律问题予以区别,并以技术特性导向为突破口,揭示元宇宙产业所引发的生理性与精神性损害、化身伤害、大规模个人信息与隐私泄露以及身份盗窃等刑事风险,并探寻相应规制路径。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个人信息的界定与法益侵害分析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个人信息的内涵应当与个人信息保护法中个人信息的内涵保持一致。刑法及其司法解释对个人信息的界定存在一定偏差,应予以调整。刑法对个人信息的分类应参考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二分法,在具体规定中采取“概括+列举”的方式对个人信息予以规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所侵害的法益不是公共信息安全,而是与公民人格权、财产权紧密关联的个人信息自决权。将个人信息自决权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侵害法益符合该罪的立法目的。     

“非法获取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认定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主要包括“非法获取”与“非法提供”两种情形,应当基于法益保护目的,结合信息网络犯罪的特点审查判断证据,认定犯罪事实。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行为往往是信息网络违法犯罪的发端,对其从严打击符合网络犯罪前端治理的需求;根据社会一般观念,行为人辩解的获取方式不具有合理性时,应当排除该辩解,把不具有“合法性”的“非法持有”推定为“非法获取”具有实践合理性;当前理论上有对“非法获取”进行扩大解释的观点,应当通过对获取、使用方式等“合法性”“合理性”的认定来制约“非法获取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不当扩张,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     

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问题研究

我国于2009年3月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虽然确立了全面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立法精神,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着很多争议,在理论的具体刑法保护方面也仍有着较大的改进和完善空间,如对公民个人信息范围的认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主观罪过等问题都需要深入地探究与明确。本文主要从相关的立法评价、司法认定、立法改进三个方面,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问题进行详细的探讨,并结合我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在相关方面较为成熟的立法及适用经验,提出适当的建议,以期对我国大陆相关的刑事立法及其完善尽一份微薄之力。     

群体情感与集体身份认同的建构

集体身份认同作为一种情感表达和情感诉求,具有情感属性的本质特征。本文以集体身份认同的建构为切入点,分析了国际关系中的群体情感现象。集体身份建构进程中的核心变量是群体成员身份认同,而不是朋友角色身份认同。在群体身份认同的建构进程中,群体情感因素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分别表现为社会类别化进程中的群体情感动力、社会比较进程中的群体情感模型以及积极认同进程中的"替罪羊"现象。     

公民参与：人本行政的一种视角

本文立足于改革步履惟艰的中国政府行政,指出在从传统行政范式向治理模式转换过程中,克服传统行政的弊病,提升公民参与行政力度的重要性,使服务、法治、参与的民主思想成为人本政府治理中的精髓。     

我国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的宪法学释义

在“使用者权”和“权利限制”理论框架下解释合理使用制度的宪法性基础有一定合理性,但也存在不足之处。解读合理使用制度的宪法性基础,应依靠宪法中基本权利限制依据并尊重部门法中已有的法秩序。宪法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依据、合理使用的制度功能及其法定种类,能够证明“公共利益”与“其他公民宪法性权利”是我国合理使用制度的宪法性基础。据此,建议将“免费表演已发表作品”调整为法定许可,“商业性目的”应被纳入“公共场所艺术作品”合理使用的判断标准。根据比例原则,商业/非商业使用判断二分法只适用以“公共利益”为宪法性基础的合理使用,“三步检验法”应以维护权利人使用作品所得收益为适用取向。     

瑞士反洗钱法律与实践

20世纪前期,瑞士实行严格的银行保密法律。根据1934年11月8日通过的《关于银行和储蓄银行的瑞士联邦法》,当客户不同意披露身份时,银行就不能向监管者和执法官员提供相关信息。如果违背了保密关系,则要承担民事赔偿。《瑞士刑法典》也规定只能在紧急情况下提供客户身份信息。不正当的披露行为可能会被处以监禁和罚款。在这一阶段,反洗钱立法中关于披露客户信息的本质和要求是明显与瑞士银行法和刑法的法律原则相冲突的。瑞士银行业所奉行的严格为顾客保守金融秘密原则加上全面周到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