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市Y区暴力犯罪现状和防控对策研究

暴力犯罪作为一种传统的犯罪类型,一直是国家预防和打击的重点。新的社会条件下暴力犯罪表现出许多新特点。流动人口暴力犯罪占比较大;青少年暴力犯罪比例上升,低龄化趋势明显、暴力程度日趋严重;犯罪嫌疑人受教育程度低,大多无固定职业,经济状况较差;城中村、城乡结合部为暴力犯罪的主要发案区域。为有效提升控制犯罪的能力,宏观上应当建立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微观上应从重点人群和重点区域出发,采取多种措施加强流动人口、青少年和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犯罪的预防与控制。     

我国警察权的扩张与控制问题探讨

我国警察权是以行政属性为主,行政性和司法性二元融合的一种行政权。有权力必有救济,权力必须置于制度的笼中;但一味的分权、限权、控权是盲目的,会把本可以发挥良效的警察权视为恶魔。我国警察权运行目前处于扩张的状态,应对其进行必要的控制。很多警察职权都包含了行政、司法双重属性,所以对警察权扩张的控制也应该是多元的、多举措的。通过权力机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以及警察机关自身的控制,并针对警察职权的内容、职权所含权力性质的偏向加以控制,能够有效的明确我国警察权力的界限和内容,并更好的实现或补救公民权利,从而形成警察权和公民权两者和谐共处的关系。     

烟草行业法律风险防控体系完善的有效方法分析

随着当前法治建设工作的不断推进,烟草行业需要主动遵守法律制度开展各种活动,在此基础上还要加强企业内部的法律风险防控。从现实状况来看,我国的烟草产业所面对的法律风险并非一个单独的问题,与其他的一些风险因素之间有着交织关系。特别是市场风险、财务风险等,这些风险在发生过程中都会涉及更大的风险。在发生风险后也需要承担对应责任。所以在运营过程中,烟草行业需要对引起风险的原因进行深入的思考,建立完善的风险防控体系,确保自身得到稳定发展。在本文当中,笔者先对法律风险的定义进行简单的概述,随后分析当前出现的问题,同时谈到如何做好体系建设,希望能够有助于烟草行业在日后的管理和经营当中更好地应对各种各样的风险问题。     

控制与化解矛盾构建和谐新农村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针对当前农村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必须树立科学发展观,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积极促进农民增收; 努力推进依法行政,提高基层执政能力;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为建设新农村保驾护航等。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社会和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信息化时代管理演变的十大新趋势

工业时代是以规模生产和集中管理来实现控制并以此获得较高的效率,但是信息化时代却不是这样,它需要不断创新,对动荡的环境做出有效的回应.在信息化时代中,创新和服务将替代控制和管理,也将成为新的经济生长点.     

制度控险为正道

国资委将在近期下发《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导纲要》 (以下简称“纲要”),要求旗下所有中央企业在内部设置专门部门,以防范和控制风险,这一部门将由各央企的“一把手”直接领导。文件还将对中央企业从事一些金融、期贷等衍生品投资交易作出限制性规定。     

试论比例原则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不断扩张以及对行政自由裁量权控制的不断加强,是现代行政法发展的一个重要脉络。合法性原则和比例原则是实现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有效控制的基本原则,它们使行政法从形式法治走向了实质法治。本文通过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反思,阐述了比例原则对行政自由裁量权控     

19世纪越南北部平原乡村的行政组织结构与运作

19世纪越南北部乡村的基层行政组织分为总—里—甲三级。这种结构有其自身独特的发生机制,它既扎根于越南古代乡村的自治传统,又与19世纪阮朝的政治发展密切相关。其中“总”是越南古代独有的一种基层行政组织,阮朝的社村一直处在王权下行和地方精英权威的张力之中,王权下行的举措主要是“总”的大规模推行。总—里—甲组织相应的头领分别是正总、里长和甲长,通过这种安排,阮朝的政府权力由中心向周边、上层向下层扩展,这种组织架构是阮朝权力下行和细化的过程,也是维持乡村自治传统的一种手段。除了总—里—甲这种职役组织外,还存在以家族为代表的祭祀组织和以“豪目会同”为代表的社区组织。如果说祭祀、职役组织的功能较为单一,那么社区组织则具有等级实践、层序展现、贯通控制等多重属性。阮朝的基层行政是多种力量合力共治的结果,政府对基层地区没有进行整齐划一的管控,这固然起到了维持传统、尊重故俗的效果,但反过来看,也可能导致基层地区矛盾丛生。越南古代乡村的自治是一把双刃剑,政府作为持剑者,关键是如何在经制权力和地方自治之间找到平衡。19世纪后期法国控制北圻之后,开始谋求更深刻地插手乡村,但最终结果并不理想。     

物权法典规定让与担保的可行性质疑--从让与担保的交易机制出发

让与担保作为一种以担保为目的的让与交易,其担保机制系来自于担保财产与担保人责任财产之间的分离。物权法典对这种交易的特别规制,本质是强调当事人的担保目的,以控制其交易风险,并部分地阻却民法一般规则的适用。然而,物权法典对于这种交易风险的阻却,需要以担保意思之公示作为操作的平台。或是由于让与担保交易的公示困境,或是由于既有公示制度的存在,使得这个制定法的操作平台无法建立或者无须建立。因此,让与担保交易的存在与实现,是在民法的一般规则下进行的,而不以物权法法典的特殊规定为条件,当事人的担保意思也不应提升到制定法层面,而应在个案中予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