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清算注销过程中被执行主体的变更和追加

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申请注销应依法进行清算,清算义务主体未适当履行清算义务给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执行机构处理因相关主体未尽清算义务引起的变更、追加被执行人的案件,要严格遵守法律、司法解释有关被执行主体变更和追加的规定,不得滥用权力超过法定范围直接裁定其他主体对申请执行人承担清偿责任。对于超过执行权处理范围的实体法律问题,宜由当事人通过其他途径解决。     

论网购“后悔权”的合理性以及完善建议

今年4月23日出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正案草案中提出网购“后悔权”后,争议不断.因而有必要结合现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产品质量法》的相关规定和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以及法益目标,对《草案》中“后悔权”规定的消费者有权范围、不应退货的商品类别、经营者义务范围、退货退款期限、经营者应退价款的范围、个人销售者赔偿责任以及责任承担主体范围等文体的合理性进行观察、分析和判断,得出结论,以促进完善立法和未来该法的实施.     

大数据时代网上银行的安全保障义务研究

大数据时代,数据被收集、分析,成为决策判断的基础,数据的价值不可估量,用户的信息和资金均以数据的形式存储在网上银行,一旦被非法窃取,将对用户信息和交易安全带来巨大的损失,因而,网上银行安全保障义务的核心内容主要是信息安全和交易安全;完善信息安全保障义务,设定最低信息安全技术标准是最基本的途径.规定网上银行对用户信息的使用规则,可以防止网上银行滥用用户信息.明确网上银行承担的责任能够防止网上银行将信息安全保障义务转移到用户身上;完善交易安全保障义务,保护交易安全,首先应保障电子合同的安全.采用有效的认证方式是保障交易安全的必要防线.区分经授权和未经授权电子资金划拨,能够减轻用户资金损失的风险.     

制度转型与住房贫困生成秩序变迁

住房贫困的生成在我国计划经济时代因住房的获得遵循再分配规则而受行政等级的支配,那些单位行政级别低、个体行政职务较低或无行政职务者,只能从国家手中获得质量差且面积小的住房。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我国的城市住房贫困生成秩序变得异常复杂。贫困个体或家庭注定要站在商品房市场门外,因为住房行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往往是家庭行为。渐进式住房改革模式导致单位再分配及其已经私有化的公房对住房市场产生了极大的扭曲效应,那些丧失早期福利买房机会及在住房货币化改革之后没有享受单位变相住房福利者易陷入住房贫困。城市住房贫困在中国转型时期是市场、再分配及社会等多重因素共同剥夺的结果。     

“枫桥经验”与流动人口再组织化建设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流动人口管理历经了由宽松到严格、再从严格到宽松的变迁过程。在每个变迁阶段,始终围绕破解流动人口管理的难题,是"枫桥经验"不断创新发展的一条主线。新时期,针对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基本处于组织空白状态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枫桥经验"发源地的绍兴市把流动人口再组织化建设作为创新点,着力探索了"流动人口党团组织建设+流动人口工会入会工作+在绍异地行业协会商会建设+流动人口自治组织建设+双向协作机制建设"五位一体的再组织化新模式。     

完善视频分享网站注意义务的法律思考

在视频分享网站版权侵权案件中,"注意义务"一直是过错认定的重要标准。然而由于我国立法尚不完善,法院对于"注意义务"的认定存在很大的分歧。本文认为,我国应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对"注意义务"进行合理界定,从立法上进一步完善相关规定,以便在保护版权人利益的同时促进视频分享产业的发展。     

全球正义：从“基本权利”到“完全义务”

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越来越多地开始重视个人的价值和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倡导一种“全球正义”的国际伦理观。当前，全球正义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消除全球范围的经济不平等，并保证每一个个体皆能满足维持生计的基本需求。从权利意义上看，维持生计既是人类的基本权利，又是构成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这一权利相应要求他人承担积极的援助义务。从义务论的视角分析，诉诸于康德哲学中“以人为目的”这一“绝对命令”是出于对人性的尊重。富国对全球穷人的援助不是消极的不完全义务，而是必须履行的完全义务。     

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再评价

"二次革命论"是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发展阶段的理论,这一理论在形成初期曾产生过积极作用。但是,陈独秀没有辩证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时犯了机械唯物论的错误,这是"二次革命论"产生的真正根源。陈独秀主张利用资本主义的积极作用,为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这是值得肯定的,但他认为中国不能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则是错误的。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压制问题研究

针对有限责任公司的治理问题,法律更倾向于公司意思自治,但意思自治在个案中往往因公司多数决制度造成大股东对小股东的压制问题.虽然法律为小股东设定了股份收买请求权及公司解散制度等救济途径,但此类规定更加侧重在保护有限责任公司完整性的基础上再对小股东权益进行救济,而且,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是其最重要的特征,大股东压制行为是滥用权力且破坏了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的根基,该种行为应由法律规制,而不能仅仅拘泥于“资本多数决”、“股权平等”等原则而对小股东权益被侵害的事实视而不见,法律应持积极态度介入,强化对有限责任公司小股东合法权益的保护,实现股东间实质的平等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