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贵阳公办教师支教民办 退休待遇有望不变

贵州将举行"中国·贵阳国际特色农产品交易会"及"中国·贵州国际绿茶博览会",1200多家客商参展堪称历届之最,多达111多家海外企业的纷纷入展以期抢占贵州农业领域的商机。由国家农业部和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办,贵州省农业委员会和贵阳市人民政府承办的"2013中国·贵     

推进科学发展 提升农业综合开发水平

近年来,我县农业综合开发工作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围绕全年工作目标,以落实科学发展,提升农业综合开发水平为指导,以加强廉政建设,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为主导,以开展"争两先创五好当先锋"活动,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为先导,较好地完成了年度各项工作任务。农业综合开发工作被市委、市政府授予农业综合开发工作先进县,农业综合开发党支部被县委授予"五好党支部"。一、重点工程建设提前达效北卫中低产田改造项目是我县2011年确定的二十个监     

农业部财政部部署2012年农机购置补贴实施工作

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实施指导意见主要有六个特点:一是保持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明确定额补贴按不得超过本省(区、市、兵团、农垦)近3年市场平均销售价格的30%,大型棉花采摘机单机补贴额由20万元提高到30万元。二是完善补贴机具确定方式。为防止地方保护,明确要求省域内补贴机具种类保持一致,县级农机化主管部门不能缩小补贴机具种类范围。三是完善补贴额确定办法。     

风清气正好扬帆——我省发挥派驻联组优势推动“三领”改进作风

山西省纪委监察厅充分发挥派驻机构联组机制优势，不断创新监督检查手段，结合实际从严治理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严肃查办以往易受“部门保护”的重点难点案件，有力地推动了省级机关的作风转变。     

TRIPS协议下我国对于商标侵权刑事立法探究

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之下,无形资产对于经济的贡献率逐步提升,其中知识经济更是无形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能够代表企业商誉,企业形象的商标权作为知识产权中重要的一部分,及易被他人出于经济利益所利用,且跨地区,跨国侵权现象突出.各国都在加强打击侵犯商标权行为,其侵权责任不仅局限传统民法与行政法,更是上升至涉及最为严厉的刑法领域.《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以下简称TRIPS)作为WTO的三大支柱法之一,制定了较为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准则,更是第一个规定商标刑法保护的国际公约.     

应建立全社会的“转基因共识”

目前,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强农业转基因生物的研究、安全管理、科学普及.这虽是近9年来中央一号文件中第六次提到转基因技术,但还是引起了关注. 近年来,转基因一直是个热点话题,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难以达成共识,其中原因发人深思.究其根本,当转基因技术从实验室进入人们生活时,就不仅是个科技问题了,已变成了社会问题.解决好社会问题,离不开科学思维,更离不开社会思维.     

基层文化人才队伍建设的调查与思考

为进一步加快边远贫困地区、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简称"三区")文化人才队伍建设,根据中央、省委文件精神,从2013年至2020年,每年选派一批文化人才到"三区"工作或提供文化服务,每年为"三区"培养一批急需紧缺的文化工作者。红安县2013年分配了18个文化工作者选派名额。通过人员培训、业务指导、志愿服务等方式,18名文化工作者发挥出自身专长,在一定程度上帮     

浅议刑事司法活动中未成年人隐私保护

隐私保护作为刑事司法活动中未成年人权益的重要内容，对保障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和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都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2012年《刑事诉讼法》中有关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权的法律规定的出台，社会各界都开始高度重视刑事司法活动中未成年人隐私保护问题。本文以刑事司法活动中未成年人隐私保护的必要性和现状为研究视角，就侦查、起诉、审判、犯罪记录封存等司法活动中泄露涉案未成年人隐私的行为提出一些思考和看法，期望能够以此加深对刑事司法活动中未成年人隐私保护的理解，推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发展。     

新品种保护与品种审定——兼评种子法第三次修改

新品种保护与品种审定制度是我国种子产业实践中两个至关重要而又有所关联的法律制度,但两者在制度性质、法律渊源、审批机关、审查对象、审查条件、育种者权利、有效期限等方面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新品种保护与品种审定在我国的立法演进虽然历经不同路径,但经由种子法第三次的重大修改,为两者在审查机构、审查程序、审查条件、监督管理等方面的融合奠定了立法基础,甚至新品种保护制度的日趋完善会助推我国品种审定制度终将被品种登记制度所完全替代,此是种子法第三次修法潜在的立法功效.     

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及展开

个人信息保护法体系建构的基础是国家在宪法上所负有的保护义务,该义务对应着"个人信息受保护权",而不是"个人信息权"。将个人信息作为私权客体的权利保护模式,在规范逻辑、制度功能等方面存在局限;应以"个人信息受保护权—国家保护义务"框架建构个人信息的权力保护模式。在数字时代,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意味着国家不仅应履行尊重私人生活、避免干预个人安宁的消极义务,还应通过积极保护,支援个人对抗个人信息处理中尊严减损的风险。基于控制"数据权力"这一侵害风险源的需要,国家一方面应避免过度侵入个人信息领域;另一方面应通过制度性保障、组织与程序保障以及侵害防止义务的体系化,营造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