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I安保模型对重大活动安保工作的启示

从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到社会全面开放,标志着我国抗疫工作取得全面胜利,已进入“后疫情时代”。但新冠病毒的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仍为重大活动安保工作带来全新挑战。国际体育安全中心建立的SSI(Security, Safety&Integrity)模型将安保定义为8个步骤,即调查、战略、计划、实施、测试、执行、结束、遗产,启发我国重大活动安保工作从赛前顶层设计、赛中运行管理和赛后遗产反馈三个方面提升治理水平。     

加强干部教育的分层分类培训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各类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坚持党性原则,紧扣功能定位,以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为重点,把学习培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勇于探索,积极创新,进一步加强了分层分类培训,有效地提高了干部教育的实效性。     

基于脱钩指数和LMDI模型的黄河流域能源低碳发展研究

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区和“一带一路”陆路通道的关键地带,沿黄河流域城市的工业发展主要依赖能源的生产与消耗,实现经济、能源、碳排放三者协同发展是尽早实现黄河流域“双碳”目标的关键。本文测算黄河流域9省区2010-2019年碳排放量与碳排放强度,借助脱钩模型分析各省区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脱钩状态,利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LMDI）分析能源碳排放的主要影响因素。本文研究结果表明：2010-2019年间,黄河流域整体碳排放量呈现上升趋势,碳排放强度呈现下降趋势;具体到各省区,青海、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的碳排放量逐渐上升,甘肃、四川、河南、山东的碳排放量随时间变化不大;内蒙古的碳排放强度呈现上升趋势,其余省区碳排放强度呈现下降趋势。脱钩状态方面,黄河流域整体脱钩状态相对不错,甘肃、四川、河南的脱钩状态均为强脱钩及弱脱钩,比较理想;影响因素方面,经济增长是黄河流域能源碳排放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其次是能源强度,能源结构与人口规模对能源碳排放的影响相对较小,能源结构、能源强度引起的碳排放变化为负增长,经济增长、人口规模引起的碳排放变化为正增长。     

教育反恐措施的展开及其审查

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的预防性反恐策略要求在教育领域贯彻反恐的宣传,形成了教育反恐措施,即在教育领域,教育主体须承担反恐宣传的公法义务:《反恐怖主义法》第9条的“协助、配合、报告义务”和第17条“纳入反恐法治宣传教育”,体现着预防性反恐对教育领域的辐射。基于反恐与学校自治的价值考量,针对两种教育反恐措施所对应的不同法律条款,应以实质审查为核心,建立教育反恐措施的分层式审查构造:“协助、配合、报告义务”适用严格审查原则;“反恐法治宣传教育”适用宽松审查原则。     

新发展阶段西北五省乡村振兴优化路径研究--基于省域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研究以西北五省和全国平均水平2002-2021年乡村发展数据为研究样本,从产业繁荣、生态宜居、乡村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大要求方面的10项相关指标出发,运用时间固定效应FE面板模型,研究西北五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林牧渔业单位产值、人均住房面积、农村水利固定资产人均拥有量对西北五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起到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每万人拥有村民委员会单位数、每万人拥有乡镇文化站数量、识字较少农村劳动力比例对西北五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起到显著的负向抑制作用;按照干旱情况分两组实证分析发现,农林牧渔业单位产值、人均住房面积均对各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呈现较好促进作用,在干旱度较低的省份该促进作用要明显强于西北干旱省份。结合以上分析结果,从政府顶层设计和基层措施两大方面提出推进西北五省乡村振兴的针对性建议。     

论党内法规的政策性及其识别

党内法规基本属性的二重性是党内法规研究的重要内容。在党政体制中,规范体系、权力运行体系和政权结构体系以一种特殊的连结形式存在着,党内法规作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规范化的产物,是这种连结的核心与关键。在党政体制框架下观察党内法规二重性,可以发现作为内部规范的党内法规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长期执政地位而肩负的国家建设职能转化成了党政体制治理的重要工具。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运作过程中,更多依靠效力发挥作用的党内法规更倾向于法属性;而更多依靠影响力发挥作用和功能的党内法规则倾向于政策性。此外,可以在执行层面按照效力—影响力标准区分四种不同的党内法规。     

面向产业链的治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技术机理与治理逻辑

以ChatGPT为代表的大型生成式语言模型通过对海量自然语言文本数据的学习,运用统计学和概率分布预测下一个单词或句子,从而实现流畅连贯、语法正确、具备逻辑的文本生成。这一技术机理虽能提升模型性能,但却在内容公平性、真实性和可靠性方面带来治理挑战。概率生成文本的方式存在难以控制内容质量的问题。基于网络文本语料库的训练可能嵌入算法偏见,人类反馈强化学习可能加剧虚假信息的生成与传播风险,模型的涌现性还可能产生意料之外的治理风险。迈向“模型泛在”的人工智能2.0时代,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治理应遵循敏捷治理与韧性治理并重、精准治理和参与式治理协同的原则。针对“模型即服务”的新型产业生态链,围绕信息生产变迁和产业链变迁的核心特性,构建基于应用程序接口模式的治理、基于插件模式的治理和基于模型垂直部署模式的治理架构。     

我国轻罪立法的模式选择及其展开

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我国犯罪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刑事立法轻罪化趋势日益凸显,轻罪立法成为刑事法治新课题。基于我国轻罪立法现状以及综合域外经验,选择“刑法统一调整”的规范模式作为我国轻罪立法的现实进路较为适宜。具体而言,在刑法总则层面,明确轻罪概念,设置轻重犯罪分层的罪行等级,以罪刑均衡为基本立场对相应法律规范进行必要调整;在刑法分则层面,通过类型化思维调整部分具体罪名规范模式,以“定性+定量”与“只定性不定量”两大规范类型的恰切把握着力于实现轻罪立法的理性与正义。     

论个人信息保护机构的组织优化——结合《个人信息保护法》相关规则的解释

个人信息保护机构在法律中呈现出公民人格权益组织保障者、企业自我规制规制者、公权力机关信息处理监督者三重功能定位。现行组织体系在履行功能时分别面临权利保障形式监管缺位与实质目标异化、企业协同治理角色缺失、监管者自我监管客观性欠缺三重缺陷。针对功能履行弊病,应当按照整体性治理原理、合作协同性原理、独立专门性原理对组织模型进行优化。在组织模型的选择中,模仿建构域外独立统一式的监管模型存在实际困境与理论缺陷,应当选择混合分散式的监管模型予以完善。这一模型主要分为三方面：其一是“属地管理”为核心的综合行政执法机构的建置;其二是个人信息保护咨询机构的建构;其三是专门监督国家机关处理个人信息的独立机构建设。     

犯罪地理学模型在毒品犯罪区域防治中的构建及应用

毒品犯罪与地理学因素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运用犯罪地理学模型辅助分析毒品犯罪的内在规律,有助于实现地域因素对毒品犯罪控制工作的导向价值。毒品犯罪在关键环节上的地理位置坐标与各种地理学因素之间的关系,可以成为构建毒品犯罪地理学模型的思路。具体通过犯罪区域分布模型、犯罪地点选择模型与合成模型,对毒品犯罪的实施地点、毒品藏匿地点等重要信息实现可视化分析和预测,在毒品犯罪区域防治中有极大的应用价值和实用前景,促进我国禁毒工作的科技化、现代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