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科学的走向：国际视野与中国语境——对证据问题研究领域的初步分析

我国证据科学的出现既是英美证据法学知识传统发展演变的结果,也是回应国内司法证明领域转型的一个重要发展。证据科学的本质是司法证明领域诸多学科之间在应对新的时代问题所作出的一系列变动和整合,而变动和整合的方向则取决于社会需求和司法证明领域多学科之间的竞争。我国司法证明领域的转型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为司法证明领域诸多学科的互动提供了最基本的动力。中国证据科学应该以这些问题为核心,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中国证据科学的基本格局。     

刑法解释学的独立品格

刑法解释学属于广义刑法学的一个核心分支学科,并具有自身独立的学科品格。其独立的学科品格包括三个内在的学科独立基本要素和三个外在的学科独立条件。前者是指刑法解释权、刑法解释行为和刑法解释结论;后者包括：狭义刑法学无法涵盖刑法解释学,即刑法解释学不等同于狭义刑法学;广义刑法学本身已昭示了刑法解释学自身的独立性;刑法解释学的产生和发展遵循着法学学科独立的一般性规律。倡导刑法解释学的学科独立品格,其价值在于：推进刑法学的学科应用功能;纠偏刑法学研究者热衷于铸造恢宏的概念化法学架构而忽视刑法应用实效研究的倾向;彰显刑法解释学价值判断的实践属性。     

从法律信息资源在网络中的分布结构看法律学科信息库的建设

社会的发展,法学研究的深入和法学新兴学科的出现,网络信息资源的局限性已难以满足用户的需求。而要真正满足法学研究的需要,法律学科信息库应建设成以学科为中心,主题和子题内容纵横交错、结构严谨、逻辑性强的法律学科信息库。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意识问题探析

2005 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增设为一级学科并对相应的二级学科进行规制,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新历程。时至今日,已经走了14个年头,期间不管是学科建设、学科意识和人才培养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马克思理论学科意识和学科体系不断发展,基于学科建设为载体的人才培养也不断完善。毫无疑问,由原来设在一级学科政治学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二级学科转升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不仅是时代前进的规律使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而且是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建设的应有之举,是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意识形态引领选择。     

公安学科体系研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门学科体系的建成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严格地讲,它是社会实践不断发展的结果,是一个时期社会主体广义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的体现。公安学科体系的建设也是一样,它最终能否建成也依赖于社会主体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因此,学科的建设不能急于求成,而是个不断发展和不断完善的过程,是在不断地解决一定时期出现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的探索过程中逐步建成的。本文就公安学科体系的建立目前应注意解决的几个问题谈一点看法。一、独立的研究范式是学科建立的标志公安学科体系的建立首先要建立公安学自身独立的学科研究范式。学科研究的范式的形成…     

刑事政策学的基本问题

我国狭义的刑事政策观与国际上通行的刑事政策观存在较大差异。刑事政策学的研究对象与范围涉及到刑事科学的各个方面。刑事政策学是一门综合有关学科的跨学科的决策科学。刑事政策学的研究要打破“专业主义”垄断 ,实行“专业主义与非专业主义结合”的新模式。界定刑事政策概念和建构刑事政策理论需要立足于广义论的立场 ,以政策科学知识为背景 ,形成一体化的思想。刑事政策学的研究对象与学科定位 ,决定了刑事政策学在研究方法上必然是一种一体化的系统研究。     

刑事政策之概念界定与学科建构

我国狭义的刑事政策观与国际上通行的刑事政策观存在较大差异。刑事政策学的研究对象与范围涉及到刑事科学的各个方面。刑事政策学是一门综合有关学科的跨学科的决策科学。刑事政策学的研究要打破“专业主义”垄断 ,实行“专业主义与非专业主义结合”的新模式。界定刑事政策概念和建构刑事政策理论需要立足于广义论的立场 ,以政策科学知识为背景 ,形成一体化的思想。刑事政策学的研究对象与学科定位 ,决定了刑事政策学在研究方法上必然是一种一体化的系统研究。     

综合性大学的学科交叉融合与跨越发展

四川大学是上一轮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中最早进行并校改革的综合性重点大学 ,是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学科结构优化调整的一个代表。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摆在四川大学面前不可回避的基本命题就是 :如何将综合性大学的潜力充分地释放出来 ,如何将学科齐全的优势变成跨越发展的资本 ,从而真正达到 1 + 1 + 1>3的办学绩效 ,实现把四川大学建成高水平研究型综合大学的目标。在继续推动现有学科纵深发展的同时 ,更充分地发挥综合性大学的优势 ,引导、鼓励、组织多学科交叉融合 ,整合资源 ,重点突破 ,从而实现学校新跨越 ,是四川大学作出的战略抉择。四川大学采取举措推动学科的交叉融合 ,并且取得了初步成效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者知识结构的局限及其优化的路径选择北大核心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孕育和开始于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在传承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尽管它不能直接提供分析和解决现实政治问题的最优概念与理论成果,但却可以在挖掘中华文明重要元素和理解中华文明突出特性方面,得出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理论认识,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政治文明中发挥积极作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者应有的理论诉求向研究者提出了知识结构优化的要求,既务求克服学科知识结构过于单一的局限,实现知识在学科结构上的多元一体,也务求在知识内容上兼顾规范性和经验性,并使两者融为一体,形成完整理论结构。研究者知识结构优化,既是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知识生产优化的基本条件,也是知识生产优化的实现路径。     

广义安全论视域下国家安全学“再定位”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必须跳出传统安全思维藩篱,用“广义安全”思维统筹国家安全学涉及的各方面问题。安全是一种呈现和合状态的共享性秩序,广义安全论所要凸显的是体现中国智慧的“和合主义”价值内涵。时代观的转变、安全理论的扩展与深化、安全研究制度化等形成的“大安全”格局是国家安全学的“大语境”;国家安全不仅要关注安全技术、安全事件、安全威胁和安全危机,也要关注安全价值、安全结构、安全趋势和安全方略。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思想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也是构建中国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的“总理念”。“人民性”“系统性”“开放性”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理论特色,为国家安全学再定位构筑了全方位的价值坐标。“杂合学科”的逻辑定位,国家安全学三种理论形态的建构,“关系性实在”的本体论反思,“领域延展性”与“学科反包性”取向的揭示,以及“亦”字型高级国家安全人才培养目标与途径探究,均体现了国家安全学的“广交叉”特征。“大语境”“总理念”“广交叉”三个维度设定了中国特色国家安全学学科“再定位”需要遵循的新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