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单位改革进展、难点及推进战略

通过问卷,并结合座谈、访谈,对事业单位改革进展、制约因素、如何推进和战略选择等进行调查与分析,其结论是:虽然事业单位改革进展有限,但多数调查对象认为事业单位改革应当推进。改革推进战略在于:立足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统筹事业单位改革;适应社会转型,理顺政事、事企、政社、管办关系;坚持以人为本,完善利益均衡机制;合理支付改革成本,妥善解决"人往何处去"问题;依托分类改革,推进事业单位"改制转机"。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不起诉裁量权的扩张与规制

通过比较分析法与实证研究发现,要实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所追求的繁简分流的价值目标,关键措施在于检察机关不起诉裁量权的扩张.但是检察机关的权力一扩张就容易使公安机关的侦查权和法院的审判权被架空,会导致被害人和被追诉人的合理权益受到威胁.因此,为规范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不起诉裁量权,我国应借鉴德国、日本的起诉犹豫制度,完善检察机关的外部与内部制约机制,加强律师对案件当事人的保护,构建事前异议、事后救济程序.以期检察机关能在法律的框架内充分行使不起诉裁量权,真正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企业合规责任论之提倡——兼论刑事一体化的合规出罪机制

目前企业合规出罪难题被拆解为事前合规与事后合规、合规从宽与合规出罪、实体出罪与程序出罪等相互对立的维度,无法形成具有说服力的合规出罪解释性理论。刑事一体化视野下的企业合规出罪理论主张重构单位刑事责任原则,将合规出罪引入单位刑事责任认定和刑事诉讼全流程,对事前合规与事后合规的出罪功能具有融贯的解释力。作为一种新型的组织体责任论,企业合规责任论使有效合规计划成为单位刑事归责阻断事由,发挥阻断单位成员违法行为向单位归责的出罪效果,而未满足出罪条件的合规计划也能影响单位刑事责任大小。企业合规出罪还需要发挥合规补救和合规评估等程序性要素在单位刑事责任认定中的作用,并通过刑事诉讼程序优化合规出罪的合理性。刑事一体化的企业合规出罪机制之构建既要在刑法中确立体系性的企业合规责任制度,也应在刑事诉讼法中建立全流程合规评估与程序分流机制。     

未成年人司法分流问题研究

近年来,未成年人司法分流问题日益受到理论界的关注.作为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组成部分,司法分流在对触法未成年人的教育和挽救问题上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前,宜在全面分析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分流的现状以及困境的基础上,提出相关完善之举措.通过对这一问题的阐述,旨在为建立一个由政府推动,以社区.为基础,并整合相关社会资源的科学有效的未成年人保护和犯罪预防机制提供些许参考,并以此促进未成年人司法分流程序的不断完善.     

用心为连队职工群众服务

<正>二二三团是农二师唯一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多民族团场,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团总人口的46%。该团园二连少数民族人口较多,占全连总人口的64.6%,作为园二连的党支部副书记、连长,如何用心去做好基层连队的日常工作,为职工群众服好务,何永峰深感肩头的责任重大。     

初中后分流制度对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初中后教育分流政策有力地促进了中等职业教育的大发展,但分流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单纯以学生的考试成绩为依据进行分流,造成了中等职业发展相对滞后等问题。因此,需要从基于学生的职业能力的需求进行分流、完善职业教育支持政策等方面入手,逐步完善初中后分流制度,以便促进中等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轻微刑事案件的程序分流——以刑事和解与自诉程序的衔接为中心

刑事程序分流在许多法治先进的国家已经得到大量运用,但我国还面临着出口窄的问题,且目前"流水作业"式的刑事诉讼纵向结构存在着若干程序分流的障碍。本次刑事诉讼法修订后增加的公诉案件和解制度,作为这种框架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在理念、运行、预期效果等方面出现令人遗憾的硬伤,还影响到与其他相关制度的衔接。公诉案件和解程序应与自诉程序相互协调,以真正实现刑事案件的分流。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完善的基本方向——以人权保障为重心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完善应当彰显人权保障的主旋律,并将这一立法目的贯穿始终。基于刑事诉讼活动的特殊力量对比关系,应特别需要加强对公权力的制约,将其作为修法的首要任务。应坚持从诉讼的特有规律和要求进行程序设计,通过诉权对裁判权的有效制约,实现程序的诉讼化,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提高诉讼效率的同时,应关注当事人基本权利的保障,在程序设计上体现出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最后,立法的目的在于实施,通过程序性救济及程序性制裁机制的完善,强化程序刚性,促进程序正义的实现。     

简易程序出庭应对

现代刑事诉讼理念要求诉讼程序要最大限度地平衡公平和效率．然而程序的精细化与不断增加的社会纠纷以及有限的司法资源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1996年刑诉法所规定的刑事简易程序由于适用范围过窄，加之操作层面因素导致处理案件能力受限，已经不能较好地发挥应有的程序分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