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共和与国家统一：美国早期宪政中的北方分离运动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以现代民族自决观念进行独立运动的国家,其独立建国之后也备受分离问题的困扰。但美国完政史上最早的分离运动并不是发生在19世纪中叶的美国内战前后,而是在其共和国初期的北方新英格兰地区。对这一分离运动的历史及其涉及的宪法问题和政治哲学辩论的考察,有助于我们理解分离问题在美国宪政中的特殊地位,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现代民主共和制下国家统一问题的复杂性。     

针对“人户分离”，试点“属地化管理”

人住在商品房,户口在老房子,随着上海经济城市的跨越式发展,“人户分离”的状况满城皆是。对城市管理方来说,这种状况最大的麻烦就是信息不对称,遇事往往要费神费力去了解“人户分离”居民的信息;     

探索社区卫生服务之路

北京市海淀区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在全市率先成立了公共服务委员会．对事业单位管办分离．现在．这一机构主要管理区属医疗卫生和文化事业单位。在中央和北京市大力推进社区卫生服务的今天．他们也在思考,如何更好地贯彻有关精神,探索适合海淀实际的模式。     

社区管理与公共服务队伍建设研究——以上海市Y街道为例

加强社区管理和公共服务队伍建设是实现政府行政管理和社区自我管理有效衔接、政府依法行政和居民依法自治良性互动的重要途径,对建设和谐社区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但现有的行政主导的社区管理模式无法有效承载城市管理重心下移和政府职能转变的历史使命,因此,大力推进“费随事转”体制化、队伍配置多元化、社区管理网格化和公共服务社会化,完善社区管理和公共服务队伍建设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域外法医鉴定机构设置的特征

近年来我国媒体批露的多起轰动全国的群体性事件都因当事人对公安机关法医鉴定结论不服,导致群众与当地政府的矛盾逐步激化而引起。法医鉴定机构附属于公安机关确实可能导致鉴定人员被迫甚至故意迎合办案人员,出具符合办案人员主观预期而违背事实的鉴定结论。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警察机关虽然大多设置鉴定机构,但警察机关鉴定机构通常只进行法医鉴定以外的鉴定,法医鉴定必须委托警察机关以外的机构进行。在我国,要想增进当事人及社会公众对法医鉴定结论的信任,必须将法医鉴定机构从公安机关剥离出来。     

中法检警关系比较研究

法国的检警关系可归属于检警一体化的机制。在刑事诉讼中检察官有权控制司法警察的所有调查活动。我国法律对检警关系的定位是＂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实践中检警关系呈分离化倾向。应借鉴法国经验,确立检察机关对案件的知情权和提前介入侦查机制,建立与公安机关的联席会议和检警对口联系片区。     

浅析诉访分离对政法工作的新挑战

近年来,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居高不下,“群体访”、“越级访”、“重复访”情况时有发生,信访人及近亲属缠访、闹访情况比较严重.依法妥善解决涉法涉诉信访问题,诉访分离是关键.诉访分离是解决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有效途径,政法机关唯有理性改革、整合资源、完善机制、正确面对,才能适应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和司法改革的需要,才能引导好、处理好、解决好涉法涉诉信访难题.     

真正身份犯中无身份共同正犯的处罚依据--兼论贪污罪的司法适用问题

身份犯中,纯正的身份犯其身份具有构成要件要素的性质,如贪污罪中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份。非具有身份者不能单独构成犯罪,但刑法规定可以与有身份者构成共同正犯,但其处罚依据在学理上存在疑问。处罚非身份共同正犯的依据并不在于形式的不法与有责身份分离说（结果无价值论）,也不能从基础单薄的法律拟制说中找寻正当依据。承认真正身份犯中非身份行为人责任与具有身份的行为人责任具有连带性质,是解决此类身份犯处罚依据的可行理论途径,此解释路径也可纠正相关身份犯罪非身份共同正犯的司法适用中的错误做法。     

浅析法官强制调解的问题及对策

法院调解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诉讼制度,它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并因其独特优势而成为我国基层法院民事纠纷主要的解决方式。民事调解有利于迅速解决争议、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但是事物皆具有两面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精神:"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很多基层法院将调解作为审判工作的重点,并以调解数量和调解率作为考核法官工作业绩的一项重要指标,在这种大环境的影响下,许多法官本着功利和省事的目的利用当事人的畏惧心理,在审判过程中强权干预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从而诱发了强制调解,造成一系列负面性问题。     

劳动争议处理体制改革探索

我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也导致我国劳动争议事件的数量较多,特别是现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劳动者维权意识的增强,以及整个社会法律体制趋于完善,劳动纠纷事件的处理已经越来越被重视。我国劳动争议问题也日益突出,寻求有效的体系或者制度来更好地处理劳动纠纷,成为目前我国处理劳动争议问题的关键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