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膜识别技术在部队中的应用

一、前言 随着军队办公自动化和网络建设的不断深入，基于部队对信息保密性的特殊要求及其使用环境的复杂性，保密性与稳定性在国防建设中的需求愈来愈显得十分迫切，特别是在具有高机密性要求的人员与机要信息管理和部队内部计算机信息网络系统中，安全技术需求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与时俱进”。[第一段]     

搜案

戴尔公司告戴尔学校商标侵权一审胜诉2006年12月20日,就北京市海淀区戴尔培训学校及其举办者北京洲际文化艺术交流有限公司和美国戴尔有限公司的商标侵权一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戴尔学校在经营过程中对于“DELL”标识的使用侵犯了戴尔公司享有的DELL教育类注册商标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因此,法院支持了戴尔公司诉讼请求。     

宽严相济政策的模式构建与实证研判

社会作为各种主体、关系、环节及场景的复杂多元系统,决定了和谐并非自然达成的状态,而需要一系列的策略、规则与机制作为保障.刑事法治以侵害社会整体利益的犯罪为规制对象,故选择何种刑事法治,对于达致社会之和谐状态具有重要影响,这在根本上是刑事政策模式的选择问题.宽严相济政策的实践模式通过与刑事法的良性互动与和谐共生,得以实现犯罪防控与人权保障之间的理想平衡,因而对于刑事法治的成效与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刑事证明理念的质疑与重构

：刑事证明的理念，就是作为刑事证据立法、刑事证明实践以及刑事证据法学研究的理论支持和指导思想。笔者认为，刑事证明应具有客观性、相对性和正当性。客观性是封刑事证明的实体要求，相对性是封客观性的限定与补充，正当性则是封刑事证明的程序要求。刑事证明的“三性”体现了立法者封秩序、人权、真实、公正以及效率等价值的追求，但刑事证据立法与司法经常涉及封多元价值进行平衡的问题。     

以十七大精神指导主题实践活动深入开展

2007年10月15日至2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胜利召开。十七大的召开，是我们党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全国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十七大不仅总结了五年来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所取得的成绩，并且为今后五年的发展做出了规划。根据中央要求，司法部于会后迅速组织传达十七大会议精神，并结合司法行政工作安排落实。吴爱英部长强调，认真学习、     

《企业公民报告》：承载行业领袖的职责

作为强者,他们引领着整个行业摸索前行;作为行业领袖,他们承担着先行者的代价:与并不完全匹配和成熟的经济环境与政策环境博弈标准之变7月29日,国内最大的乳品企业——伊利集团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发布了中国乳业、也是中国食品行业的第一份《企业公民报告》。该报告收集了伊利集团履行经济责任、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方面的实践内容,展示了伊利作为一个企业公民对"责任"二字的深刻理解。     

我国司法职务犯罪防治对策探讨——以司法职权运行机制为视角

司法职务犯罪是一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职务性犯罪,以现代犯罪原因论观之,产生此类犯罪的原因呈现出多元多层次的特点:既受经济因素、文化传统的制约,又受司法运行机制的困扰,还受司法工作人员的素质、立法本身的缺陷、教育缺失或不到位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从司法职权运行机制的独特视角着手,深入剖析引发司法职务犯罪在运行机制层面的成因,并就健全我国司法职权运行机制提出自己的见解,以期构建科学有效的防范对策体系.     

“常识”与传统中国州县司法——从一个疑难案件(新会田坦案)展开的思考

自晚清变法修律以来,学界多批评传统州县司法的主要弊端是行政兼理司法和与此相关的非专业化司法,现在发现了大量反映传统司法实际运作的司法档案材料,此种观点有了反思的必要和可能。事实上,从传统中国州县司法的实际运作来看,其重点是查清案情和进行判决,起决定作用的是“常识”而非“专业知识”,而且“常识”才是传统地方司法所真正需要的。这种“常识”包括了“律学常识”、官员“伦理常识”和“地方性常识”等部分,从而具有浓厚的主观性、地方性和个人化特征,使得传统地方司法更依赖于官员个体。从司法独立和专业司法的眼光来审视传统是一种时代错位,它忽略了制度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对应关系,既不利于学术研究,同时也回避了建立现代司法体系的真正阻力所在。     

清代中国司法裁判的形式化与实质化——以《病榻梦痕录》所载案件为中心的考察

通过对汪辉祖自传所载案件的详尽分析,发现既无纯粹“依法裁判”的取向,也无全然按照“情理裁判”的做法。清代中国的司法裁判属于“形式化”与“实质化”的有机结合的类型,在司法裁判的“形式化”与“实质化”之间充满着张力。而其原因在于:其一,与皇帝集权统治和官僚体制的“照章办事”有关;其二,与“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以及“道”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关;其三,与巨型帝国的法律统一和乡土社会的人情、习惯有关;其四,与“民本”社会旨在沟通“民情”和哲学上的“权变”思想相关;其五,与传统中国的“审美秩序”有关。无论“命盗”案件抑或“婚姻、田土、钱债”案件,清代中国的司法官员都是在“律例”的前提下寻求“情理”的平衡,只是两类不同案件在“依法”或“准情”的程度上有所差异而已。     

知识产权民事诉讼的举证规则应当准用于知识产权刑事自诉案件

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知识产权刑事自诉案件极其罕见。虽然最新的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了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公诉和自诉的规定,然而在适用现行程序法规定和证据规则的条件下,知识产权遭受侵犯的被害人很难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为了从根本上减轻知识产权刑事自诉人的举证负担,保障其自诉权能够真正实现,司法实践中应当将知识产权民事诉讼的举证规则准用于知识产权刑事自诉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