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侦案件刑讯逼供问题研究

刑讯逼供是我国法律明令禁止的行为，但近年来屡屡见诸媒体的冤假错案的背后多少都有着刑讯逼供的影子。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办理的自侦案件中刑讯逼供之事也时有发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的公正性。本文基于从事检察工作的实践经历，拟从纪检监察角度出发，深入探讨检察机关刑讯逼供问题，剖析其症结，为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审结提供有益的思考。     

刑讯逼供的成因及其解决路径探究

刑讯逼供在我国并不是一个新兴词汇,它的历史由来已久,随着时代和法治环境的变迁,刑讯逼供的表现形式和价值基础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权保障的加强和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完善都使得人们意识到刑讯逼供在司法实践中的弊端,遏制这一制度几乎成为了人们的共识和盼望,而要想遏制这种现象的发生就必须探究其产生的原因,并以合理的方式遏制这一现象的发生。由于刑讯逼供这一现象产生的历史悠久,要想在短期内完全的根除并不切乎实际,根除刑讯逼供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与“应当如实回答”之关系解读

<正>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我国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做出了重要修改(以下简称新《刑诉法》)。"尊重和保障人权"首次写入了具有"小宪法"之称的《刑诉法》之中,使其成为了新《刑诉法》的重要原则     

论“狱侦耳目”制度被滥用的危害及对策

“狱侦耳目”制度被滥用的危害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忽视.“狱侦耳目”制度作为一项刑侦手段,有可能异化为变相的刑讯逼供,破坏监管秩序,或者引诱犯罪,从而影响司法公正,危及法治的实现和人权的保护.为防止“狱侦耳目”制度被滥用,首先应该在立法层面对此项制度的适用范围作出严格限制;其次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应对由“狱侦耳目”作出的证人证言谨慎对待,最后即使必须使用“狱侦耳目”,也应对他们进行必要的培训和考试,若有违法行为应追究刑事责任.     

制度变迁视域中的刑讯逼供——一种经济学的进路

刑讯逼供是社会历史发展和经济、技术约束的产物。历史上的刑讯逼供是国家在面对犯罪损失时,在国家财政和技术能力的约束下,为了最小化犯罪追诉和证明的成本而作出的理性选择,而且刑讯逼供也受到严格的制度约束,以最小化冤案概率,因此它并非从来就是＂恶＂的。只是由于历史的发展使人们有了更好的方式以更低成本证明犯罪,刑讯逼供才成为一种＂恶＂。遏制刑讯逼供关键在于努力创造条件化解犯罪追诉的压力,同时提高犯罪证明的能力,如此才能消除其生存的土壤。     

浅谈预防刑讯逼供的对策

随着我国法制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司法部门严明执法的同时,对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提供了充分的保障。然而,刑讯逼供这种由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历史弊病却时有发生。近年来,一些典型案例的报道也确实给了我国司法工作人员惨痛的教训。因此,本文旨在从司法工作的侦查、检查、审判过程入手,提出一些可操作性的预防对策,以求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冤错案件的形成因素与发现模式

<正>一、冤错案件的形成因素1.理念上的有罪推定和疑罪从轻。不管是杜培武案,还是赵作海案,亦或是新近出现的张氏叔侄案,都遵循一个简单的逻辑,即公安机关在获得一些案件线索以后,迅速锁定犯罪嫌疑人并对其实施刑讯逼供,以口供为中心展开侦查,印证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尔后即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检察机关遂认可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和起诉意见而提起公诉;而审判机关在证据明显不完整的     

收容教育何时了

在2014年的全国＂两会＂上,笔者提出提案,要求废除收容教育制度,理由是：第一,收容教育制度违反宪法。《立法法》第八条第（五）款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于1993年由国务院颁布,按2000年生效的《立法法》的规定,国务院无权制定法律,只能制定行政法规,因此,该《办法》对卖淫嫖娼人员限制人身自由的规定超越了《立法法》对国务院的立法授权。     

关于刑讯逼供对策的新思考

刑讯逼供的危害不单表现在案件结果上,也表现在其行为自身之上,表现在对全世界现代文明社会的破坏上,更表现在残害所有人的人身权利上,因此对刑讯逼供对策进行新的思考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分析我国刑讯逼供的立法现状以及缺陷的基础上提出关于刑讯逼供对策的新思考。     

确立刑讯逼供者对受害人的损害赔偿责任

刑讯逼供是一种恶意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违法行为。在刑讯逼供者是否应当向受害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问题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立法持肯定态度,如英国、美国、法国及我国台湾地区。为充分填补受害人的损害,惩罚和遏制刑讯逼供的不法行为,我国应当确立刑讯逼供者对受害人的损害赔偿责任制度。该制度的确立应当从完善国家赔偿法和民法的有关规定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