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同步录音录像的审查与运用——以公诉部门审查起诉为视角

修改后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但由于实务中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对同步录音录像材料的重要性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导致其并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本文试以公诉部门审查、运用同步录音录像材料为视角,结合笔者的办案实践,分析同步录音录像审查、运用的现状及其必要性,阐述公诉部门在办案过程中审查、运用同步录音录像材料的方法,并提出完善的建议,以期同步录音录像材料能够在公诉部门办案中发挥实效。一、同步录音录像审查、运用的现状及其必要性     

对酷刑“酷”一点

人类文明史往往是与人类的罪孽史形影相随的，人类的文明进程也往往伴随着暴力、专制、残酷甚至血腥，酷刑就是严重戕害人类尊严的“敌人”。作为一种恣意妄为的非理性行为，酷刑这种古老的源远流长的“恶俗”与文明的理念和法治的精神格格不入，酷刑给司法贴上了“野蛮”的标签。与酷刑永无休止的较量一直是人类不得不完成的艰巨使命。中国已签署的《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都义正词严地明确声明了反酷刑的严正立场，尤其是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成为反酷刑的专门武器。…     

刑事诉讼中对口供倚重的历史与现实的反思——兼谈规制刑讯逼供的法制措施

刑事诉讼中,口供是一种很古老的刑事证据。诉讼伊始的审讯问案,其目的当然是获取当事人对有关案件事实的陈述和核实与案件有关的证据,在审讯问案中最主要的目的是获取嫌疑人口供。《唐律·断狱律》中曾有规定：＂诸应讯囚者,必先审查辞理,反复参验犹为能决,事须讯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讯＂。嫌疑人最了解案情真相,所以其供述最为可靠,这是当时执法者普遍认同的观念。对口供的过分倚重必然导致刑诉过程中的刑讯逼供。刑讯逼供为我国封建法律所认可。虽然已为现今我国法律所禁止,但实践中这种审讯方式依然存在。如何在立法及司法中进一步遏制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现象,已是当务之急。     

“两个证据规定”实施中的疑难问题分析

《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死刑证据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非法证据规定》")的颁布,进一步丰富了刑事证据规则,统一了实践中的执法尺度,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现行相关法律的粗疏和缺陷。但是,课题组通过对北京市检察机关     

检察机关反渎职侵权部门贯彻执行新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思考

2012年3月14日,被誉为"小宪法"的刑事诉讼法修改通过,将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执法理念、执法行为、执法能力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反渎职侵权部门检察干警如何在渎职侵权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中严格执行新刑事诉讼法,以及对严重违反新刑事诉讼法,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职务犯罪依法立案侦查,捍卫新刑事诉讼法在司法实践中的贯彻落实,成为当前反渎职侵权工作的重要课题。一、新刑诉法涉及渎职侵权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     

新刑诉法下再谈刑讯逼供

刑讯逼供是对人权的践踏、法制的破坏。刑讯逼供现象的发生有多方面的原因,刑诉法的修订在遏制刑讯逼供方面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要求和措施,压缩刑讯逼供生存的空间,加大刑讯逼供的风险。公安机关要加强对审讯人员自身素质的培训和提高,健全监督机制,加大对刑讯逼供的惩罚力度,也是遏制刑讯逼供的必要措施。     

＂命案必破＂的是与非

河南省尉氏县公安局“弄虚作假．谎报战绩”．居然将精神病人刘卫中抓走充抵“杀人犯”．好在刘卫中没有像赵作海那样遭受刑讯逼供．也没有蹲上十多年的冤狱．而是被监禁20多天，充抵过“杀人犯”之后就被释放了。尽管如此．刘卫中假案与赵作海冤案一样．都严重侵犯了当事人的权益．     

慎之又慎 精益求精

近几个月，读了几期《民主与法制》感到刊物思想深刻、可读性强、品位较高，必将为推动中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起到应有的作用。但是，读了《民主与法制》2010年14期《刑讯逼供后的22年》后，深有感触，脑海里蹦出八个字：慎之又慎精益求精。所以不吐不快。至少10个错误、问题、疑问，让编者、读者、作者思索。     

浅谈刑事诉讼中刑讯逼供之证明责任

刑讯逼供是侦查程序中的一个顽疾,在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下,对刑讯逼供证明责任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刑讯逼供的证明具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使得对其事实的证明十分困难。因此,应当明确刑讯逼供的证明责任,以期对遏制刑讯逼供有所裨益。     

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中非法证据排除与否的公诉应对

[基本案情]2010年12月4日晚,在湖北省枝江市城区,因与他人发生矛盾,宋青格团伙聚集20余名成员,携带砍刀、钢管等凶器在该市城交通要道与人发生械斗,致一人重伤、一人轻伤,在送伤员去医院抢救途中,又致一名环卫工人被撞死,由此案发。侦查查明:自2003年以来,宋青格利用其创办的经济实体先后笼络、聚集了一批前科劣迹人员及社会闲杂人员为其服务,逐步发展形成了规模达30余人的犯罪团伙。该团伙一方面通过暴力恐吓、寻衅滋事、聚众斗殴、敲诈勒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