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刑讯逼供看刑事赔偿制度之缺陷与制度重构

我国国家赔偿法存在损害赔偿范围过于狭窄、赔偿标准实行抚慰性标准过低、追偿制度不完善等缺陷。我国应将刑讯逼供赔偿范围适度扩大到精神损害赔偿,赔偿标准应由抚慰性标准改变为补偿性标准。建立侦查羁押分离制度,完善刑讯逼供国家赔偿的追偿机制。     

论非法供述排除规则的共生效应

被告人供述证据因其直接证据的属性以及丰富的证据线索而为案件侦破提供了有力支持。在现行的司法体制和诉讼结构下,被告人供述证据的非法获得与使用滋生了严重的法律问题和社会问题。新《刑事诉讼法》仍旧立足原有司法体制土壤的孤立技术革新难以形成制度群的互补共生效应,制度的有效实施,不但需要本身逻辑的严谨,技术的精巧,更需要与之配套的外部环境,非法供述证据排除规则的有效运行必然依赖一系列与之配套的规则体系,讯问制度的规范化、透明化建构,辩护律师在场制度,法庭质证规则的直接言词表现,侦查人员出庭制度等,使之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形成一种共生效应,以此推动相关规则的落实运行。     

超越“书本中的法”:论刑讯逼供的预防与遏制

能否预防和遏制刑讯逼供,不仅是反映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立法技术的一个重要指标,更是评估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立法得失的一个关键问题。要从根本上预防和遏制刑讯逼供,必须完善相关诉讼制度和证据规则,使通过刑讯逼供得到的证据没有法律效力,使讯问人不敢、不能实施刑讯逼供。在目前提出的众多预防和遏制刑讯逼供的措施中,改善羁押和讯问制度是最实际、最经济和最迫切的方案。     

刑讯逼供的根源及其对策——以刑事案件证据新规定为视角

刑讯逼供是错案发生原因之一。刑讯逼供屡禁不止有多方面原因,思想原因有受有罪推定思想的影响,较之查出案件真相而言刑讯逼供无足轻重;制度原因主要有我国未在事实上确立无罪推定原则,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不完善,侦押分立制度的缺失等;实践方面原因有司法投入不足,侦查技术水平低下,对刑讯逼供处罚不力等。我们要消除刑讯逼供产生的思想根源,确立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刑事诉讼价值观,加强相关的制度建设,解决司法实践中的问题,以遏制刑讯逼供。     

论法律现实主义视野下的刑讯逼供

有关刑讯逼供的理论研究成果颇丰。而且，在地方性刑事诉讼规则中，为研究者所广泛称道的警察作证制度、讯问过程录音录像、律师在场权、沉默权、举证责任倒置等相关举措已经纳入“试验田”向实务部门推行。但实证调查显示，“书面中的法”和“行动中的法”存在较大的隔阂。现有学术研究偏向“口供虚无主义”的休克疗法该为此负责。遏制刑讯逼供的方法应当立足法治的本土资源，构建现实语境下警察讯问的权力监督体系，改进刑事侦查阶段的证明标准，创造犯罪嫌疑人自愿供述的条件，促成实务部门的执法规范化，达致控辩双方的平衡共赢局面。     

新《律师法》实施后律师在场权制度的可行性探析

新《律师法》将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时间再次提前,并且赋予了律师法庭言论免责权,为律师在场权的确立提供了时间上的可能和法律上的保障。本文结合这一变动,对我国确立律师在场权制度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进行分析,以期对此制度的可行性得出客观、准确的结论。     

李庄案的深层价值

这一次,有着强大"背景"的律师李庄和轰轰烈烈的重庆打黑,撞了个满怀,让中国司法的积弊赤裸裸地呈现在公众面前。而法治的进步需要这样的潜规则在一次次司法共同体内部的碰撞中暴露在公众面前。     

浅谈刑事诉讼中刑讯逼供之证明责任

刑讯逼供是侦查程序中的一个顽疾,在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下,对刑讯逼供证明责任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刑讯逼供的证明具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使得对其事实的证明十分困难,应当明确刑讯逼供的证明责任,以有效应对与遏制刑讯逼供。     

浅论刑讯逼供的源、流及遏制

刑讯逼供是我国法律明令禁止的一种封建、法西斯的讯问方式。虽然在历史上曾被中外的办案者所普遍采用,但由此而造成的冤假错案则不胜枚举。在社会主义法制逐渐健全的今天,这种早巳被人们唾弃的讯问方式却仍然顽固的残存着,这与某些办案人员的特权思想、方法简单、素质低下、法制观念淡薄等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因此加强法制建设,提高侦讯人员的素质及科学办案和讯问体系,是遏制刑讯逼供的必要途径。     

“打黑局长”曾屡遭“暗算”

王立军,只身一人从辽宁空降到重庆打黑,任重庆市公安局长至今,16个月里先后掀起四轮破案高潮,近3000名涉黑嫌犯被抓获,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