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是否为王? 透视刑事证据法条在刑诉法中的增修

证据,是司法机关查明案情、认定犯罪、进行诉讼活动的基础。人们常说打官司就是打证据,可见证据在诉讼中的重要地位。刑事诉讼中,证据事关被告人的生死、人身自由的剥夺、此罪与彼罪的区别,其重要意义不言自明。近期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中涉及证据制度的立、改、废,既有不少亮点,也引来多方热议。     

论刑讯逼供及其危害

一次不公正的判决,其恶果相当于十次犯罪（培根语）。但在侦查阶段,如果因刑讯逼供而获取了＂证据＂,导致了冤假错案的发生,那么,毫不夸张的说一个冤案的发生,其恶果则相当于对公平正义的颠覆,对人权的毫不留情的践踏。刑讯逼供对现代法制的发展了产生了极大的危害。     

也谈审讯中的“软审讯法”

在2008年7月召开的全国检察长座谈会上,何家弘教授谈到侦查人员的审讯方法时提出要从＂硬审讯法＂转向＂软审讯法＂。在过去较长时期内,侦查人员审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方法都是很＂硬＂的,其基本特征就是刑讯逼供。     

论刑讯逼供的危害性

本文主要讲述了刑讯逼供的概述及对社会的危害性,面对如此猖獗的刑讯逼供对我国司法体制带来的一系列不良影响,以及如何杜绝刑讯逼供等。     

《民主与法制巡回讲坛》专题报道之五 建言刑诉法修改

刑诉法修正案草案日前正式公布,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全国律协刑事业务委员会主任、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田文昌,在8月下旬民主与法制社主办的民主与法制巡回讲坛河北站的现场讲话中,重点针对修正案草案中被告人、嫌疑人、辩护人的权益保障所存在的不足,提出了他的意见和建议,内容涉及遏制刑讯逼供、排除非法证据、解决证人出庭难、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等。     

从新刑事诉讼法看中国式“沉默权”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沉默权长期以来都未曾有过涉及,虽然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但是总体上看沉默权在我国仍未得到实质性的确立。笔者试从我国具体国情来分析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并对我国确立沉默权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展开论证。     

论供述排除的目的与条件——中美供述排除规则的比较研究

供述排除的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排除规则中排除供述的具体条件的设置,供述排除的目的是供述排除规则中的核心内容,排除的条件也很重要,它们决定了排除规则的适用效果.美国供述排除的目的经历了从"排除不可靠的供述以预防误判"到"排除违法取得的供述以保障权利"的转变,而中国的司法实践中仍以预防错案为主.在排除供述的条件方面两国差异...     

论“刑讯逼供”的解释与认定——以“两个《证据规定》”的适用为中心

为遏制刑讯逼供,我国构建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正确适用的前提,是对"刑讯逼供"一词作出准确而允当的解释。"刑讯逼供"本系我国立法上之用语,国际上更为通用的是"酷刑"一语,而目前,对"酷刑"最权威的定义,来自联合国《反酷刑公约》,根据条约神圣的原则,依据《反酷刑公约》对酷刑的定义来解释刑讯逼供,基本是可行的。在司法适用上,解释和认定刑讯逼供,还应当注意根据具体个案进行具体判断。对于药物和催眠审讯,药物审讯应当认定为刑讯逼供,催眠审讯在征得犯罪嫌疑人同意的前提下可用,但不得作为定案根据。营救式刑讯逼供的合法性也应当予以否定。     

刑讯逼供的域外考察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长期以来,刑事诉讼中的刑讯逼供行为一直为我国法学界所诟病,是实现程序正义和司法公正的最大障碍,并且刑讯逼供行为也经常被敌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西方国家当作攻击我国人权保障状况的炒作点。刑讯逼供既不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也不是只有在我国才存在的独特现象,世界各国概莫能外。本文选取刑讯逼供的域外考察角度主要是突出国外相关国家应对刑讯逼供的一些方法和策略,以期对我国解决刑讯逼供问题提供一些思路。     

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下刑讯逼供的成因及防范路径思考

近年来,因刑讯逼供而导致的刑事冤假错案屡屡发生。刑事冤假错案的频发,不仅违背了刑事诉讼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实现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基本价值理念,而且也给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害,同时也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司法公正的强烈质疑和严重担忧,极大地动摇了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和法治的信念,严重地损害了司法公信和权威。应在新刑事诉讼法的视野角度下深刻探讨刑讯逼供案件频发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防范对策,切实做到预防、控制和减少刑讯逼供案件的发生,促进司法公正,提高司法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