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洋浦多名警察控告被“刑讯逼供”黑幕

2011年9月14日,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公安局防暴队警察雷庭涉嫌非法拘禁案在海南省东方市人民法院开庭。新英湾派出所原所长陈焕鹏出庭作证,当审判长问他是否有被刑讯逼供的证据时,他高高举起一张纸,大声喊道：“有!”     

看守所为什么遭遇四面楚歌?

2009年,云南躲猫猫事件的发生,把一向蛰伏在幕后的看守所推向了人们的视野。继躲猫猫之后,内蒙古、河南、江西、浙江、福建等地先后发生并被媒体喻为洗脸死喝水死针刺死做梦死等在押人员死亡的事件,更使看守所一度成了舆论关注的焦点。数十年似乎特立独行、运转正常的看守所,在短短数月内一下就陷入了十分窘迫的境地。     

从法理学视角看我国刑讯逼供现象产生的原因

刑讯逼供危害很大,又屡禁不止。有关防治刑讯逼供的探讨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不乏从不同的角度探寻刑讯逼供的产生原因以期寻求防治方法。时值我国正在酝酿对刑事诉讼法进行第二次大修改之际,本文试图从法理学角度探讨刑讯逼供的成因,以期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正案提供一些参考。     

唐代侦查活动研究

唐朝时期无论经济还是政治都是全世界各国借鉴的典范,由其是在盛唐时期。在司法制度方面,《唐律疏议》不仅对初唐的刑事司法思想起了十分重要的指导,而且对唐代的刑事制度有了比较全面、具体和易操作的规范。但是,具体到侦查活动,关于唐代的侦查活动及体系可供参考的文献并不多。诚然,唐代的侦查活动也是不可忽视的,正因为由于唐代以及前期侦查活动的萌芽和发展,才能沉淀出宋代关于侦查措施及法医学的历史著作。介于此,笔者拟通过综合史书中片段的唐代侦查行为,如以刑讯逼供为主的审讯活动;弹劾制度下的职务犯罪侦查;检举箱背后的间谍系统和秘密侦查以及社会舆论对侦查活动的影响来论述唐朝的侦查活动。     

刑讯逼供产生的根源与对策探析

刑讯逼供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追诉者对被追诉者讯问时采取肉刑、变相肉刑或精神折磨等方法逼迫其供认犯罪事实的非人道行为。我们之所以坚决反对刑讯逼供行为。是因为它具有极大的危害性，危害性主要表现在：首先，刑讯逼供是对公民人权，包括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的肆意践踏，是导致冤、假、错案之源。其次，刑讯逼供的结果，往往使侦查工作陷入被动局面。最后，刑讯逼供是对社会主义法制的严重破坏，极大地损害了党和国家机关，特别是司法机关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同时也削弱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法律的崇高信仰。 我国党和政府对刑讯逼供行…     

浅论讯问过程的透明与公开

云南民警杜培武惨遭刑讯逼供,被判死刑,后又无罪释放。该事件震惊全国,云南连续公布了若于决定和措施,整肃刑讯逼供的违法行为。云南省人大做出《关于重申严禁刑讯逼供和严格执行办案时限规定的决定》。云南警方已设立了六道防线,其中包括审讯犯罪嫌疑人时,应有两名以上警察在场,在场警察不制止刑讯逼供要负连带责任;审讯场所要张贴“严禁刑讯逼供” 的警示标     

从刑事诉讼法修改看遏制刑讯逼供制度的完善

刑讯逼供其危害不言而喻,刑讯逼供现象仍然屡禁不止。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遏制刑讯逼供从制度上所作的完善。增加＂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规定,从源头上遏制刑讯逼供;明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从后果上排除刑讯逼供;规范讯问犯罪嫌疑人的程序,从方法上抑制刑讯逼供。明确法律的相关规定,对执法机关理解和掌握刑事诉讼法,确保法律的正确实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冤案沉思：刑事司法进路的困与解——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为样本分析

通过梳理近年来典型刑讯冤案可以明白冤错产生的症结和规律,认真反思发现其中很多问题并非能够随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定》①的出台而得到实质性解决。欲在司法实践中落实该规定,根除刑讯,首先需要解决规则之外的痼疾,然后解决规则之中的不足与缺位,再解决规则之延伸——有区别地排除毒树之果。惟其如此,才能从制度上确立冤错案件的防纠机制,最大限度地杜绝冤错案件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