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跨国公司对中国消费文化的影响

作为积极融入全球化进程的结果,起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消费文化理念已经在中国社会悄然兴起。它正作为一种全新的意识规范过程改变着中国特定群体的生活习惯与思维方式,进而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国消费文化的现况与部分西方跨国公司的广告传播方式的探索,揭示出西方跨国公司对消费文化主动或非主动的导向,并分析出这种利用对于正处于重要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造成的既定影响。     

美国人为何生活在“两个不同的美国”

新自由主义推崇彻底私有化、绝对自由化、完全市场化,认为一切跟“国家”“政府”“公有”相关的部门都缺乏效率、干涉自由、导致腐败,只有市场、私人企业才具有最高的合理性。这种“任资本的力量在苍茫大地主宰沉浮”的理念落实到实践层面,不可避免地使富者愈富、穷者愈穷,进而导致富人阶层与中下阶层矛盾的加深,民粹主义抬头,增加社会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     

透析日本穷忙族的贫困根源

日本穷忙族即劳动贫困人口逐年攀升,造成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在于其自身的低收入不能满足最低生活需要,但除自身原因之外,还存在技能提升渠道不足、男女薪酬分化、劳动雇佣恶化、低保政策不到位等多重社会根源。日本解决劳动贫困人口问题还需要多方形成合力。     

论我国社会阶层分化对社会管理的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中各阶级阶层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并且在分化过程中呈现出多元化、流动性强、素质提高、利益结构失衡、矛盾冲突凸显等特征,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分化会继续并将趋于整合。这种阶层的分化带来的多元化社会的影响、贫富差距的扩大、流动人口的大量增加以及信息化时代的发展对当前的社会管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透视城市住宅消费的阶层化

城市住宅消费阶层化已经成为当今住宅消费的流行趋势,是身份区隔、地位区隔的一个具体化表现。住宅消费的阶层化具有一定的积极社会功能,如有利于社区内居民的民主化管理、提高社区服务的统一化管理效率等。但是,住宅消费的阶层化也会加剧阶层之间的隔阂与矛盾,加剧贫困区的恶性循环。针对住房弱势阶层,政府应通过建立多层次的住房保障制度来保护中低收入阶层的利益。针对住房强势阶层,政府应继续加大对高级住宅区建设的调控力度,防止出现大面积的"富人区"。从而缓解社会阶层之间的隔阂和矛盾,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社会性别:阶层意识性别差异的一个阐释视角

文章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2000年在福建省福清市进行的抽样调查数据,从社会性别的视角描述和分析了两性阶层意识及其差异。结果发现,当前转型社会中不同性别的价值观趋于一致,两性的角色观念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传统性别文化对不同性别价值取向和阶层意识的影响仍未消解,男权主义的性别文化及其相应的性别制度依然是导致女性较低自我评价、较弱成就动机和职业发展限制的根源之一。     

城市化背景下城郊村社会成员的职业分化研究——以浙江三个村庄为例

本文以浙江三个城郊村为例,对城郊村社会成员的职业分化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城郊村社会成员已经发生了明显的职业分化,形成了8个阶层;城市化是城郊村职业分化的主要动力,城郊村社会成员职业的多元化和城郊村社会成员的非农化程度高是城郊型村庄职业分化的主要特点。本研究还从主、客观两个维度对城郊村各阶层地位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各阶层的社会地位具有较明显的差异,并且形成了“一致性上层”和“一致性下层”;客观阶层地位对主观阶层地位的认同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则说明了经济收入以及相关的权力因素在阶层地位中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对城郊村社会成员职业分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若干问题提出了相关思考。     

扩大中间阶层比重是实现全面奔小康的必由之路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进入新世纪的一个奋斗目标,扩大中间阶层比重是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重要路径选择。在现阶段的中国扩大中间阶层比重有着客观现实性,它对我国最终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意义重大。必须针对我国现阶段的社会阶层结构,出台相关的政策措施扩大中间阶层比重。     

社会阶层分化下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探析——基于社会中间阶层兴起的视角分析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要适应执政环境和执政条件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所有制结构和经济利益关系的调整和变革,我国的社会结构、社会阶层也相应处于分化、调整和组合过程中。党的执政环境和执政条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了全新要求。从在社会阶层分化中兴起的中间阶层的视角去分析和探讨在新的执政环境和执政条件下,我们党如何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加强社会新阶层思想政治工作的政策选择

社会转型时期,我国社会新阶层在思想政治方面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新矛盾。我们必须正确认识这些问题,深入分析其原因,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做出切合实际的政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