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中部崛起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走的是一种非均衡的梯度发展道路,形成了中部塌陷的现象。促进中部崛起体现了中国现代化由局部地区向全国整体的扩展,也体现了中国现代化由下游产业向上游产业的回溯,还体现了中国现代化所要求的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对接。     

从日越关系新动向看日本对东南亚经济外交的新趋势

以经济外交为主要手段,日本重视并积极推动对东南亚地区的全方位外交。菅义伟组阁不到一个月即把外交首秀选定越南和印度尼西亚,使安倍二次内阁以来日本重视对东盟外交、通过越南、印尼等重点国家对东盟施加影响的趋势更加明确。越南担任2020年度东盟轮值主席国,同时也是该年度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希望通过其在东盟内部以及东盟与地区相关国家间发挥协调作用,树立在地区乃至国际上的形象。推行"革新开放"政策的越南,对日本的资金、技术及市场寄予厚望,也明确表示欢迎日本在安保领域发挥作用。日本则伺机在经济、政治及安保领域全面介入,在助力越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牵制中国日益增长的地区影响力。2020年末RCEP成功签署,给东亚合作带来新契机,东亚经济合作将进一步深化。以东盟为核心,推进包括中国、日本、东盟多边、湄公河次区域以及日越、中越、中日等双边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已是大势所趋。     

新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亚太共同体构建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反映了新区域一体化已经成为大多数国家决策层的国家发展战略目标,促进了跨越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地理区位、不同经济制度、不同规模和不同治理模式的国家之间的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合作新模式,从分布经济学角度可以对此进行考察和解释。RCEP的签署也为世界市场创造了新的开放机制,倡导了新开放主义的政策主张,能够对极端贸易保护主义、极端民粹主义、逆全球化产生广泛而系统的抑制效应,有利于自由贸易新体系的构建和完善,推动构建亚太自由贸易区和亚太共同体,进而推动构建开放性世界经济体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成渝经济区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初探

成渝经济区地处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其重要的战略定位赋予了它改革与发展的新内涵,其自身的创新发展对于带动西部落后地区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这也是成渝经济区未来崛起的关键因素.     

省域现代化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基于东部发达省市的分析

作为区域现代化的重要空间单元,省域现代化发挥着承上启下的衔接作用,既是落实国家现代化战略的重要环节,又对市域现代化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中,东部发达省市具备现代化先行的现实基础,不仅在发展水平上处于全国前列,而且在发展结构上也优于全国大多数省份。根据党中央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安排,东部发达省市可以在加快发展动力转换、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提升人的现代化水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五个方面走在全国前列。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从践行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提高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全面推进绿色转型等方面综合施策。     

城市商业银行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城市商业银行与区域经济发展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但与此同时,还存在一些因素影响二者的协调互动发展。本文从城市商业银行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出发,提出了促进城市商业银行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措施。     

循环经济是高级形态的区域经济

在发展循环经济的时候,我们往往强调的是企业内部的清洁生产和生态工业园区,对发展区域循环经济重视不够。本文试图综合运用区域经济学、产业生态学及循环经济理论,阐明循环经济的区域性和区域经济的可循环性,进而说明区域循环经济是有机联系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是区域经济的高级形态,发展循环经济必须重视发展区域循环经济。此外,对循环经济的小循环、中循环和大循环的三分法提出了质疑,探讨了按地域空间划分企业、园区、区域和区际循环空间的“四重划分法”标准。     

高校科技要积极参与区域创新体系建设

区域创新体系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种程度上讲,只有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取得成效,才能有效促进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在我省建设区域创新体系的关键,是要全面实施科教兴晋和人才强省战略,切实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高等     

石屏白村社区精英与意见领袖的变迁

人类学和社会学在对某一特定社区的研究中,总难以避免地涉及到这样一些个体,他们享有某种权力或威望,在社区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其他个体的生活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是社区中的头面人物,如头人、长者、宗教职业者、知识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信任赤字”:演变与动因

文章将“信任赤字”定义为合作中信任供不应求的状态,并尝试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究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信任赤字”的演变过程、主要影响因素及其权重差异,从而为破解这一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视角。文章认为,不同程度的“信任赤字”实际上长期存在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各个历史阶段,且近年来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究其根源,这是东亚地区长期以来信任需求较高和信任供给不足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应归咎于缺乏合适的目标设置、缺乏值得信任的制度规范,以及主要成员对美国的双重不对称依赖等一系列因素的长期影响,尤其是近年来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和中国迅速崛起等耦合性因素所引起的“叠加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