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台湾地区强制亲职教育的实践考察与经验启示

我国台湾地区在未成年人保护及罪错未成年人的干预体系中较早设置了强制亲职教育指导制度,但受到社会文化观念、组织架构、资源供给等因素影响,在实践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公权力干预家庭教育的正当性面临质疑,适用对象参与意愿不强,裁定标准与评估标准欠缺,社会资源供给不足以及不同部门和机构间缺乏有效整合。可参酌我国台湾地区经验,对大陆法律中“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的原则性规定进行细化,以完善强制家庭教育指导的实践。     

天下

国际英国一男子欲自我放逐至荒岛戒烟英国一名平均每天抽30支烟的男子决心把自己"放逐"到无人荒岛上一个月,强制实施戒烟。该男子说,为分散注意力、不让自己想起吸烟这回事,他将带上电脑、内装120本电子书的iPod音乐播放器消磨时光。他还打算在岛上学弹吉他。     

论我国的刑事指定辩护制度

刑事指定辩护制度是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制度的完备程度直接关系到被追诉者的辩护权能否得到充分保护、刑事诉讼程序的公正性能否得到体现。目前我国刑事指定辩护制度存在一定的不足．因此有必要结合立法和司法实践进行分析,以期进一步完善。     

强制辩护制度：域外经验与中国模式

当前司法改革中,强制指定辩护制度成为实现律师辩护全覆盖的重要方式,但尚存在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强制辩护制度与强制指定辩护制度的根本目的均在于保障被追诉人获得律师辩护。域外强制辩护制度在适用范围、启动方式、适用阶段、辩护自主性问题以及法律救济方面具有较为成熟的经验。对我国而言,强制辩护制度对于完善强制指定辩护制度具有启示意义,可以在量刑标准、诉讼程序、诉讼全阶段方面着力扩大适用范围,明确违反强制指定辩护制度可能产生证据资格和程序效力否定性后果,构建法律援助辩护律师选择制度以及健全强制指定辩护质量保障体系。     

行业场域中的制度同形与企业欺诈行为研究——基于“三鹿奶粉事件”的再思考

文章基于行业场域中制度同形的视角分析了三鹿事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文章认为,三鹿事件不是个案,就三鹿谈三鹿,很难形成对三鹿事件全面、科学的认识。文章从强制性同形、模仿性同形与规范性同形三方面论述了行业场域在三鹿事件中的地位,还原三鹿事件发生时整个行业的生态。     

新时代执法警察常规警情处置中的强制能力缺位研究

新时代执法警察在常规警情处置中的强制能力要达到专业化、职业化要求,能体现出公平正义、规范有效执法。当前仍有大量数据显示执法警察在常规警情处置中受伤甚至牺牲,这说明执法警察的强制能力与新时代要求有差距,因此要重视执法警察常规警情处置中的强制能力提升建设。执法警察在常规警情处置中的强制能力缺位主要体现在强制手段与法规条例要求,以及与极端违法犯罪手段不对等等方面。通过分析发现警察个体自身执法条件和警察组织环境会对执法警察强制手段实施带来影响。一方面,要以维护公安法治权力为导向,加强警察队伍自身执法条件建设;另一方面,要以保障警察执法权益为导向,加强公安机关组织环境建设。     

论强制程序条款下辩方证人出庭

对质条款和强制程序条款作为保障被告人权利的重要条款,是证人出庭的两条基本依据。目前刑事诉讼领域的立法和实践主要聚焦于对质条款下的证人出庭,对依据强制程序条款下的证人出庭程序缺乏足够的重视,使得对质条款和强制程序条款的平衡性丧失。辩护律师依此条款申请辩方证人出庭,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的应当同意;证人可以主张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特权,但不能以近亲属特权、律师当事人特权或者国家秘密作为拒绝作证的理由;对拒不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可以强制到庭和司法拘留;增加规定携带证据到庭的通知书等。     

论家庭教育中司法机关的角色定位

《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修订与《家庭教育促进法》的颁布赋予司法机关适度干预家庭教育的权力。司法机关对未成年人的法定保护范围扩大,在离婚案件中更加关注未成年人的意见,建立同社会组织和政府部门的联动机制,均能有效促进家庭教育的正向发展。在“国家亲权理论”的基础上,司法机关有权要求父母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对于严重损害未成年人利益的行为还可以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或者撤销监护人资格,运用强制手段保护未成年人。但是,两部法律尚未规定监护人怠于接受指导的后果,司法机关实施家庭教育指导的内容与方式较为混乱,还缺乏后续长期效果检验机制。因此,有必要在优化未成年人福利政策的前提下,制定家庭教育指导实施细则,明确司法机关与监护人双方责任,参考“亲职令”构建指导效果评测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