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财产在我国宪法中的定位与保护

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新的宪法修正案，规定了”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的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增加了对私有财产的征收、征用、补偿制度，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私有财产权宪法规范结构。从此，我国公民利用私有财产权的宪法条款维护自己的财产权利，抵制诸如强制征收、征用、拆迁等不当侵害，已经成为我国宪政生活的普遍现象。     

试论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法律平衡--关于制定《传染病隔离法》的思考

2003年春夏之际,一场始料不及的瘟疫——“非典型性肺炎”席卷了我国大江南北。通过各级政府和全社会公民的良性互动,目前疫情已经得到了阶段性的控制。回首抗击“非典”的日日夜夜,少数人借“非典”之机大发不义之财;而更多的公民则为了控制疫情积极配合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有法可依,依法办事,切实保障每一位公民的基本权利,这是法治国家政府在防治严重传染病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这场瘟疫不仅考验了科学,而且也考验着政府的应急能力及其法律是否完善。在我国缺乏《紧急状态法》的前提下,政府为了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而采取了(包括“隔离”等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在内的)一系列行政强制措施。政府行政权力的底线是尊重和保障人权,而不能随意压制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私权利。“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尽早出台《传染病隔离法》等相关法律,从立法和执法中寻求公权力和私权利之间的动态平衡未尝不是抗击“非典”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侦查取证中强制询问证人探析

侦查取证中对证人的询问包括任意询问与强制询问。询问证人应当以任意询问为原则,但在必要情况下也应当允许强制询问。强制询问证人的强制性主要表现为一种后果上的强制。应当通过程序对强制询问的适用进行控制,包括主体、启动条件、时间、强制手段、律师在场、赋予证人申请救济的权利等方面。我国侦查取证中询问证人也应当区分任意询问与强制询问并明确强制询问证人的具体程序。     

德国行政强制执行的方式与程序介绍

德国行政执行法律是行政机关自力强制执行模式的典型代表,对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立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结合德国行政法学界的讨论与相关司法判例,解析该国行政强制执行的前提条件、强制手段以及程序等问题,理清《联邦行政执行法》与《行政程序法》之间的衔接,具有借鉴意义。我国行政法学在法律技术方面深受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法学的影响,系统深入地理解德国行政执行法律制度,将有助于我国的《行政强制法》立法进程。     

冯宏亮受贿、滥用职权案

被告人冯宏亮,男,1974年10月8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原系浙江省瑞安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医生。2011年3月4日,因涉嫌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被逮捕。被告人冯宏亮受贿、滥用职权案,由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检察院于2011年2月17日立案侦查,2011年5月3日侦查终结,同日移送审查起诉。瑞安市人民检察院受理案件后,在法定期限...     

强制猥亵妇女罪立法比较和特征分析

我国刑法关于强制亵妇女罪的规定反映了行为的强制性与公然性相统一的特点。体现了刑法的严厉性与宽容性相济的精神。该罪客体是复杂客体。     

阻击毒品的世界之战

正世界各国关于毒品的法律、政策虽然不同,但都是为了减少供应、减少需求、减少危害。中国:四禁并举+综合治理1986年,经国务院批准,由卫生部、公安部、外交部、海关总署负责人组成我国麻醉药品管理与禁毒协调会议。1990年,国务院成立国家禁毒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国禁毒工作。政府的方针是"四禁并举、堵源截流、有毒必肃、贩毒必惩、吸毒必戒、种毒必究",倡导禁毒工作的综合治理。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发布关于加强禁毒工作的决定。1995年,国务院发布《强制戒毒办法》。     

强制拍卖的性质及其法律特征比较

拍卖(Auction)，各国的法律解释有所不同，我国《拍卖法》第三条给出的定义为“拍卖是指以公开竞价的形式，将特定物品或者财产权利转让给最高应价者的买卖方式。”传统的拍卖程序是拍卖时准许买主事先看货，由潜在的买主连续提高出价，以拍卖者(通常是卖主的代理人)接受其最高价格而成交。拍卖中的出卖人称为拍卖人，买受人称为应买人。     

论电子数据取证程序的法律规制

就法理而言,新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将电子数据作为一类独立的证据,既是我国证据分类方法的逻辑结果,也为认识其属性和实践中如何运作提供了便捷。在将来的电子数据完善立法中,有关电子数据取证程序宜借鉴英美法系的可采性规则和大陆法系的证据资格理论,确立电子数据的传闻规则例外和最佳证据例外。在取证的合法性问题上,不仅应使其符合法定的证据形式,也应遵守强制侦查所当恪守的原则,使其符合法定的证据调查程序。     

论《精神卫生法》的“自愿治疗”原则

《精神卫生法》提出了对精神障碍者实行"自愿治疗"的原则,但从具体条文和可预见的实施状态来看,该原则事实上缺乏实际操作性,"自愿"的真正内涵并未延展到与之相关的各项规定中。为保护精神障碍者的合法权益,我们应当对"自愿治疗"原则进行深入检视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