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的变迁

农村土地制度是农村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地制度改革直接影响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稳定。加强对土地制度的理论研究,对于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比较详细地阐述了农村集体土地制度在我国的形成过程,同时也说明我国的农村集体土地制度并不是经济自然演进的结果,而是不断寻求效率与公平最佳结合点的过程。     

从“流动政治”到“移民政治”——农民工城市融人的代际变迁

中国的城乡人口流动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表现为制度阻碍下“流动”与“移民”过程的不同步.它既要经历一个从“进入”城市到“融入”城市的过程,也有一个从“流动人口”向“移民”转化的问题.随着农民工的代际继替,其城市融入日益分化为“流动者”的融入与“移民”的融入两类人群的问题.这一变迁同时也标志着农民工已经开始由争取“流动权”向争取“移民权”转化,从“流动人口”的群体政治开始向“移民”的群体政治转型.     

纸的独特功能

纸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自从蔡伦发明造纸术以来，纸伴随着人类的文明，已经历了上千年的历史变迁。随着社会的发展，纸的种类越来越多，纸的功能也越来越新奇。     

中国朝鲜史研究会2014年学术年会会议综述

2014年10月25—26日，由中国朝鲜史研究会主办、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承办的中国朝鲜史研究会2014年学术年会，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松江校区召开。会议主题为“朝鲜半岛历史与文化变迁与中国”，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北京、上海、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河南、山东、江苏、浙江、江西、安徽等14个省区、市40余个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的70余位专家学者，提交论文65篇。     

百年中国土地制度变迁

从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土地涨价归公的民主革命纲领到当代的土地制度改革,百年来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留下了许多深刻的经验和教训,是一部难得的制度创新教科书     

“无论宪法怎么改,社会主义方向都不能动摇”——访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陈舜瑶

作为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陈舜瑶有幸参加了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并见证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诞生。在1954年宪法诞生六十周年的前夕,陈舜瑶满怀深情地对本刊记者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来之不易。时代变迁,宪法需要作必要的修改,但是,无论宪法怎么改,社会主义方向都不能动摇。＂在纪念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60周年的日子到来前夕，记者陆续走访健在的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出席大会的代表1197人，目前健在者十几人，都已八九十岁高龄。1954年，他们从全国各地走向怀仁堂，亲历了那次大会，并见证了那以后新中国的艰难而辉煌的进程。他们的回忆，有一种特别深厚而坚实的历史的力量。     

20世纪70年代以来德国社会结构变迁与社会民主党由“纲领党”到“选举党”的转型

20世纪70年代以来,德国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主要表现为传统产业工人人数进一步减少,职员、公务员等新中产阶级成为人数最多的社会群体。作为新社会运动的主力军,他们更为关心能否获得更高的生活质量、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实现男女平等等后物质主义问题。社民党仍然坚持以维护产业工人利益为主的物质主义政策主张,无法得到广大新中产阶级成员的支持,这是该党这一时期无法赢得大选的重要原因。从1989年的《柏林纲领》到1998年的竞选纲领,再到2003年的《威斯巴登声明》,社民党最终提出了一个全面转向中产阶级的纲领。由"纲领党"向"选举党"的转变是其这一轮转型的主要标志。不断右转的社民党陷入了转型的定位困境。     

政策经纪人在政策变迁中的作用与机理

政策经纪人是公共政策活动过程中一种特殊的角色,在推动政策变迁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尤其当各方主体因无法自动调和的分歧致使政策变迁陷入僵局时,政策经纪人便成为跳出僵局、推动变迁的重要力量和途径。通过透视过去若干年中国新一轮医疗卫生政策变迁的过程,可以识别出权威决策者、专家学者、政策子系统中的一线行动者等三种政策经纪人角色,且每一角色都有其独特的推动政策变迁的机制:权威决策者通过价值选择、决策规则确定、资源分配与利益整合等方式,发挥政治性调和作用;专家学者通过信息对称、知识解析以及因果关系推理等方式,发挥理论性调和作用;一线行动者通过现实状态揭示、现实行动逻辑解析以及现实效果预测等方式,发挥经验性调和作用。     

一场历时三年的监督……

今年2月28日,天空飘着细雨。在盐城市亭湖区新兴镇方明村卫生室,医生武丽娟特意提高了嗓门喊道：＂高大爷,您先来量个血压吧。＂武丽娟解释说,高大爷有些耳背,声音小了听不见。武丽娟给高大爷开了几种药,每种药的服用量都用粗号笔写在药瓶上。高大爷名叫高寿昌,今年69岁,患高血压近20年。     

农民工问题演变的经济社会学分析

农民工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农民工问题作为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产物,其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其解决也必然是一个长期过程。这一问题涉及农民工权利的诸多方面,唯有准确把握问题的关键,找准主要矛盾,依靠有政府介入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这一问题才能被根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