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罪中“财物”的认定——反腐新形势下《两高“2016·04·18”解释》第12条的解析

在对受贿罪财物的认定过程中,既要保持罪刑法定的基本态度,又要紧扣受贿罪保护的法益与解释学的基本原理,合理考察是否存在职务行为与收买行为的对价关系,对财物的解释在不脱离其本质特征的前提下可作合理的扩大解释。雇佣式性贿赂完全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形成了钱色服务与职务行为的对价关系,具备了犯罪违法的特征;当以借用房屋、车辆的形式交换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之时,其实质于收受无异;以行贿人资助形式、代为出高价形式或名为借实为给的形式,帮助官员子女就学、留学从而交换公职人员便利的,实则是一种间接的变相行贿方式;以获利性信息交换职务行为且公职人员利用该信息实际取得了不当利益时应当构成信息贿赂。     

想起刘绍棠先生

前几天捡拾旧作,看到了几篇当时的小文。纸,黄了;字,旧了。惟有回忆却永远是鲜活的,跳荡在眼前。当年人事、斯时情怀,历历如昨。结识刘绍棠先生,大约是1988年的事。绍棠先生当时也就是50岁出头的年纪,白净面庞,戴一副黑框眼镜,书卷气很浓。我递上名片,他看了一眼,说,小娥、小     

并存的债务承担之认定——以其与保证之区分为讨论核心

保证与并存的债务承担具有担保债权相似之表象,然究其本质,两者具有不同之机理.保证债务附从于主债务而存在,保证人仅于主债务履行期届满后始补充性地承担债务;承担人在承担债务后获得独立债务人之地位,其与原债务人承担连带债务.两者在债务属性、债务存续期间、抗辩事由援引及债务移转等方面大相径庭,保证债务轻于承担人债务,故在两者之认定上甚具实益.适用保证抑或并存的债务承担之规定,应依照以下规则:当事人有约定从其约定;无约定或约定不明时,应以对价给付利益为认定标准;若无对价给付利益时,应区分一般民事行为与商事行为而分别判断.     

受贿罪的司法认定

受贿罪的本质是“权益交换”,“权”指国家赋予个人与单位的权力,立法上的规定是“职务上的便利”及“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益”指人们需要的所有的好处,而并非仅仅指财物.受贿罪的司法认定中存在一些问题,如职务的影响力被收买、若有若无地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职务便利是否与所收贿赂具有对价关系、他人代为支付的行贿款是否属于受贿罪的构成要件等等均需要论证,建议修改《刑法》第385条,将其规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接受不正当好处的,是受贿罪.”     

80年代：看电影是很时髦的约会活动

80年代电影市场刚开放不久,人们看电影的热情也空前高涨,看电影也成了恋人活动的首选,《庐山恋》是当时最受恋人追捧的影片。电影票价在1毛至5毛之间,除了收费电影院,露天电影院或者单位包场电影,因为能够省钱,也是恋人们的选择之一。     

论网络直播用户与主播之间的法律关系属性

网络直播用户与主播之间是否具有法律关系、具有什么法律关系,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都有很大争议,严重影响当事人利益和诉讼走向。平台网络服务合同不足以调整打赏行为,其无法回避主播的独立地位,而用户与主播之间的法律关系具有现实和法律基础,因为虚拟道具财产利益的变动需要产权规则的调整,并且用户的意思表示是指向主播的。对价是影响打赏合同属性的关键因素,核心是判断是否存在增值服务,用户的参与感可以作为重要参考。当用户与主播约定增值服务时,就等于约定了打赏的对价,打赏合同就属于服务合同。当用户与主播并未约定增值服务时,打赏并不存在对价,打赏合同就属于赠与合同。     

历代中央政府对藏区赔命价习惯法的态度考释

元朝以降,藏区纳入中央政府的正式管辖之下,其地方法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中央政府的影响,作为藏族长期以来法律表达与实践的赔命价习惯法也不例外。历代中央政府基于自己的法律理念或实现民族地区统治秩序的需要,对藏区赔命价习惯法或禁绝,或放任,或在承认民族特殊性与维护国家司法主权之间适当地认可和规制。比较元明两朝与清朝和民国对藏区赔命价习惯法的不同态度和及其治理藏区的不同效果,不难发现有机成长的赔命价习惯法有着坚实的社会基础和强大的生命力,中央政府应该在认清其历史理性的基础上实现其创造性转化。     

正解与误读

经典著作凝聚了人类思想的精华,古往今来,无数学者焚膏继晷,对之考索玩味。在汗牛充栋的研究成果中,对经典的正解与误读往往并存。以惯常思维来看,学者之于经典文句,自应力探本义,求其正解。而误读原典,则唯恐避之不及。不过考察学术史,误读经典并非一无是处,甚至误读还会对思想宝库作出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