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议"丑"之为"丑"——5·12大地震的美学思考

“丑”历来是一个颇有争议的美学范畴，至今尚未有定论。我们对丑的探讨离不开对美的关照．把二者置于相互对照、相互比较的位置以衬托、彰显丑。本文结合5·12地震，从地震中表现出的反生命性、反自由性和反常态性三个方面讨论丑的涵义。     

辛亥革命为何重在"反满"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纲领重在"反满",淡化"反帝",这在世界民族运动史上是罕见的,这是当时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合力的结果,他抓住了近代中国的核心问题。     

论禁止歧视的宪法学之门

歧视一直困扰着人类，我国关于歧视的研究是普遍滞后于国外的。歧视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在我国其实是非常普遍的，如户籍歧视，性别歧视，就业歧视等等。近些年来，学术界开始关注并研究反歧视问题，实务中也出现了许多的反歧视案件等等。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我国的反歧视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现今的关于歧视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具体的歧视种类，而对歧视本身的系统性研究极少。因而，笔者拟从宪法学的角度研究歧视问题，期待给予学术界一个新的切入点。     

反贪反黑反毒亟待建立“污点证人”制度

所谓“污点证人”就是指犯罪活动的参与者为减轻或免除自己的刑事责任，与国家公诉机关合作，作为控方证人，指证其他犯罪人犯罪事实的人。在国外影视作品中，这一名词并不鲜见。但在我国，现行法律对“污点证人”豁免制度尚无明确规定。在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的证言也仅适用于刑法中关于自首和立功的规定。     

年富力强退二线，“转非”干部失落难掩

1989年8月18日，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反贪局——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反贪污受贿工作局成立。反贪局出现后，成为中国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一把利剑”和“有力的措施”。2009年8月18日，时任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后于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一职退休的肖扬的专著《反贪报告》出版，披露了20年前，共和国第一个反贪局诞生的前前后后。     

《就业促进法》应建立公益诉讼制度

《就业促进法》已于2008年1月1日正式施行,然而该法并没有规定反就业歧视公益诉讼制度,这不能不说是种缺憾。因为,传统诉讼法理论将原告资格限制在申诉人须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对于大量不直接损害公民个体平等就业权利但造成社会公平就业秩序遭受损失或有损失之虞的歧视行为,公民被认为不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其原告资格不被承认。这样,当公平就业秩序遭受侵害时或有侵害之虞时,公民便无法通过司法手段来维护这一公益。反就业歧视公益诉讼制度的出现,既是诉讼法对其自身只顾及保护私人利益的狭隘性突破,也是对传统诉讼法律制度的超越。     

“正话反说”与“反话正说”

正与反，是事物性质相对的两个方面。通常情况下，正面，是好的、积极的一面；反面，是坏的、消极的一面。实际上，“非好即坏”的观点是不符合辩证法的。任何事物，没有绝对的好，也没有绝对的坏：没有绝对的肯定，也没有绝对的否定，一味的歌功颂德和一味的横加指责，都是不理性、不客观的。就新闻报道而言，既要“唱赞歌”，也要“敲警钟”。“正话反说”，即从反面思考正面事实的报道；     

在沟通中求共识

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把生产生活第一线的情况真正摸深摸透,把人民群众的真实状况、想法需求搞清楚在即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华诞之际、在全球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仍未见底,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进一步加剧的非常时刻所召开的今年两会,形成了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一系列共识。在共识下共为,是贯彻落实两会精神的全国统一行动。但是,应该清醒地看到,在危机仍未见底,走势和前景仍不明朗的情况下,所能形成的共识,只能是看得清、把握得住,并     

遵义会议前后的周恩来

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周恩来功不可没。 遵义会议的召开，曾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酝酿过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湘江战役后，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李德已毫无威信，博古不懂军事，更由于失败而感到责任重大，意气消沉。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研究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是中共中央在苏区召开的唯一的一次中央全会,它直接关系到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成败。共产国际在会议议程、军事战略、经济政策、工会政策以及中央领导机构的人选问题上事先均作了仔细的安排,并与中共中央有过沟通。这次会议全面肯定、维护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上的"左"倾错误,并将这种错误发展到顶点,因此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被迫长征。毛泽东没有参加五中全会,会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不同意中共中央让毛泽东赴苏的动议,后又对全会的政治决议中一些极左的观点进行了批评。另一方面,这次全会将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等选入政治局,为今后的拨乱反正提供了组织上的可能性。全会选出的中央领导机构(尽管在遵义会议上主要领导人有了变动)在长征途中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和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