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发动清理中、内层运动的原因分析

1951年5月，毛泽东发动的清理中、内层运动，是一场旨在清除党政军机关内部反革命分子的全国性政治运动。它的发动是一系列历史合力的结果，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镇反政策是其思想基础，各地党政军机关暴露出来的一系列严重问题是其现实依据，而黄祖炎事件则是这场运动的导火索。毛泽东发动的清理中、内层运动。既是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党内自身纯洁性建设史上的一次成功实践。     

议政变局（下）

表达：议政勇气的考验 坐而论道、聚而问政是两会的基本形态，无论是审议各类报告，还是纵谈国计民生，都涉及到如何表达、如何开会。当议政场上真话与套话胶着，激辩与沉默并行，或许已经证明，表达和开会，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勇气问题。     

文革中的周同宇与哥哥周恩来

<正>1975年5月的一天,周同宇结束了长达7年的监禁,悄然回家,此时,他的亲哥哥周恩来已经病人膏盲,而他却不能亲往探视,因为,他是一个被控参与组织反革命、被哥哥亲笔批示拘捕的人。此前7年的某个子夜,凌晨一两点,一名首都卫戌部队的军官,带着几个军人来到周同宇住在北京机织卫胡同27号的庭院,向周同宇宣读了拘捕令。根据他女儿讲述的往事,作为周恩来的弟弟,周同宇1924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如果不是因为一个姑娘让他饱尝失恋之痛,他可能不会脱离革命的道路。失恋了,他跟上级请假去了外地,原则性很强的哥哥误以为他擅离职守,严厉地批评了他,可能是因为性子倔受不了哥哥的责备,也可     

亲历审判张春桥

1976年10月6日,随着中共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在中国大地肆虐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随着拨乱反正进程的不断深入,人民对造成十年浩劫的罪魁祸首进行审判的呼声越来越高。1980年9月,中央决定设立特别法庭,公开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作为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张春桥,就是这一次被     

刘少奇与周恩来在顺直省委

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失败了。中国革命走向了低潮，中共党内“左”倾盲动主义，又使党组织遭受新的重大损失。由于接连遭受挫折。不少地区党内涣散，党内许多人相互抱怨以至互相攻击，发生了许多无原则的派别纠纷。不少党员对党中央和省委失去信任，对中央和省委的通告随便谩骂，拒不执行。这种情况在顺直地区表现的尤为突出，造成令人棘手的“顺直问题”。     

建国初期云南的干部队伍建设

建国初期，云南形势错综复杂，需要开展的各项工作任务艰巨而繁重，无论是摧毁旧政权、建立新政权，还是顺利完成征粮剿匪、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重大任务，都需要大量干部来组织和领导人民群众。在各种情况如此复杂而任务又十分艰巨的情况下，中共云南省委不仅顺利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还培养和造就了一支政治好、能力强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粉碎“四人帮”

1976年9月9日，中其中央主席毛泽东逝世，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极度悲痛之中，江青反革命集团却迫不及待地加紧了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们企图切断中央政治局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联系，由他们指挥全国；     

建国初期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

＂三反＂、＂五反＂运动是建国初期继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之后进行的又一次社会改革运动,是我党执政后,惩治腐败现象的一次成功实践。     

从反革命罪到危害国家安全罪——政治犯罪与危害国家安全罪的比较

1979年刑法我国规定了反革命罪,这是基于当时整个社会大环境的需要,为了维护新中国的社会稳定,维护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反革命犯罪的范围较广,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稳定,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的立法趋势,1997年刑法将反革命罪修改为了危害国家安全罪,通过刑法分则第一章的12个条文来具体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罪,淡化了政治色彩突出了一个法律概念。那么究竟反革命罪与危害国家安全罪的转变有着怎样的历史沿革以及原因,二者之间有着怎样的差别,对更加深刻的理解现行刑法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罪以及对现行出现的藏独,疆独问题的解决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北伐战争顺利进行中为什么会发生“迁都之争”？

蒋介石在大革命时期，为何挑起“迁都之争”，史学界一般认为：“一方面是因为革命形势的发展已使蒋介石感到在武汉无法实现其建立军事独裁统治的阴谋”；“另一方面，南昌地区和江西已在蒋介石的控制之下。在南昌，他可以为所欲为”。其实，“迁都之争”是蒋介石阻挠汪精卫回国，争取时间完成反革命政变准备的“杰作”。这才是他的真实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