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在汪伪巢穴中的中共特工

华克之，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上的杰出战士。早年是国民党左派，“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从事反蒋活动，1935年策划和主持了刺杀汪精卫的事件。1939年进入潘汉年的情报系统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潘汉年在香港和上海工作的得力助手。     

华克之的奇人奇事(上)

华克之，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上的杰出战士。早年是国民党左派，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从事反蒋活动，1935年策划和主持了刺杀汪精卫的事件。1939年进入潘汉年的情报系统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潘汉年在香港和上海工作的得力助手。在隐蔽战线上坚持斗争数十年，     

一村两总理 丰碑立千秋——李先念和陈锡联半个世纪的战斗情谊

<正>湖北红安,旧称黄安,200个将军同一故乡。这里将星云集,熠熠闪耀,留下了一串串脍炙人口的传奇佳话。而出生于红安的李先念和陈锡联,两位原党和国家领导人,格外引人瞩目。横亘在红安南部的红马寨,南眺大武汉,背依大别山,山坡上的小溪向北流淌,汇成一条涓涓小河。李     

一座永远应该敬仰的不朽历史丰碑——为纪念毛主席诞辰123周年而作

正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紧要关头,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这既是中华民族的大幸,也是中国人民的大幸,还是中国共产党的大幸,正如邓小平同志深情地指出的那样:"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主席是一座不朽的历史丰碑,我们应该永远怀念他、敬仰他、学习他。以笔者之愚见,要全面理解并始终敬仰毛泽东这座不朽的历史丰碑,必须认真把握这样"六个要点":     

十月革命的历史是不能改写的

在俄罗斯的政治文献中,常常把1917年的十月革命称为“政变”.正确区分“革命”和“政变”,对正确理解俄罗斯历史发展道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革命与政变的区别在于,革命是提出和解决根本性的问题,改变财产的形式,破坏旧的权力和统治体系.革命必须要有有利于革命发展的形势,就是社会下层不愿意再像以前那样生活,上层也不可以再像以前那样进行统治.在1917年的二月革命前,俄国正是形成了这样的局势.并且,在二月革命后仍然存在着有利于革命发展的形势.显然,把俄国十月革命称为上层的政变是不正确的.同时,在当时的情势下,改良的机会不大,力量的优势在革命者一面.     

“反革命罪”的缘起与变迁

1926年7月，蒋介石在广州誓师北伐。北伐军自广东、湖南人湖北，一路势如破竹。然而，北伐军打到武汉时，武昌城屡攻不下，伤亡惨重，最后采取围困的方式，直到守城北洋军绝粮无援，才最终克复，前后持续40天之久，是北伐战争中北洋军抵抗最顽强、北伐军伤亡最惨重的一次战役。陈嘉谟和刘玉春是吴佩孚手下负责守卫武昌的两位北洋军将领。北伐军攻占武昌后。两人被活捉。战争年代，处置俘虏本属常事。然而，对陈嘉谟和刘玉春的处置，不仅当时南北各方意见不一，全国舆论予以高度关注，更为传奇的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反革命罪”．竟是以审判这两位北洋军将领为契机而出笼的。     

厄瓜多尔军人干政的根源和趋势

冷战结束后，拉美国家军人干政现象频繁，其中厄瓜多尔尤为突出。1997--2007年十年间，厄瓜多尔先后更换了七位总统，在三位通过选举上台的总统中，一位被军人政变赶下台，一位是前政变军人当选总统后又遭议会罢免，一位失去军队的支持被议会以“不能胜任”为由罢免，而其他四位总统中有三位是在时任总统下台后以副总统身份在军队的支持下代理总统任期的，     

“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反思——以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例

新中国成立初期“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在巩固新生政权和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两方面发挥了政治和法律功效.然而,该政策的实施过程并不顺利,主要问题是由于某些基层执行主体不规范以及执行方式不当而引起.文章立足于现代刑事政策科学化的发展趋势,对这一时期“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实施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希望能以史为鉴.     

胜利的欢呼——粉碎“四人帮”

“文革”中的王洪文。被押上法庭的王洪文。“文革”中的张春桥。被押上审判台的张春桥。“文革”中的江青。被押上法庭的江青。“文革”中的姚文元。被押上审判台的姚文元。南京市群众举行集会和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的』胜利。1976年9月,毛泽东主席逝世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执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公审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数十名主…     

周恩来大连历险

周恩来一生8次到过大连，其中一次是建国前他为参加党的六大途经大连，期间上演了“虎口”脱险的惊心一幕。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搜捕残害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一时白色恐怖笼罩全国。至1928年上半年，被屠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中共党员数量由5万余人锐减至1万余人，中国革命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为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今后革命斗争的路线和任务，中共中央鉴于国内的严峻形势，决定于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此，中央要求参加中共“六大”的代表分批出发，经大连、哈尔滨这条路线奔赴苏联。周恩来正是按照中央确定的线路，从上海出发，在青岛暂短停留后，在大连换乘火车前往长春、哈尔滨，最后过境到达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