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科学眼光看待改革

■计划经济就像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既不讲节约也不讲效率;市场经济如同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既讲节约又讲效率。■效率与公平并不发生冲突,将两者对立起来,有点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味道。■企业分配(初次分配)要讲效率,社会分配(再分配)要讲公平。     

浙江各地大力推进“双结对、创文明”活动

在全省开展“双万结对、共建文明”活动,是省委、省政府从浙江实际出发,统筹城乡发展,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去年4月,根据省委、省政府意见,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转发了省文明委关于开展“双万结对、共建文明”活动的实施意见。活动开展以来,各地广泛发动,认真组织,有效推进了活动的开展。目前,全省共有10205家单位与9830个行政村结成对子,开展共建。     

着眼未来 创意重庆

密切关注和深入研究当代世界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准确把握世界产业发展的动向,对于作为世界制造业加工业大国从制造型向创意型发展的中国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未来文化创意产业对中国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重庆,作为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有很多东西需要发展和飞跃,创意产业的知识密集型、高附加值、高整合性,对于提升重庆产业发展水平,优化产业结构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我们的人大代表和各级领导都意识到了这个新兴事物的重要性,现在关键就是行动了。     

舒缓压力 服务农村——关于乡镇政权工作的思考

乡镇政权是我国农村最基层的一级政权组织,处于国家权力组织序列的最末梢,上接国家而下联农民,这种特殊的地位使它在实际的权力运作中受到国家和乡村民间社会双重力量的交互作用。在当前农村改革过程中,乡镇政权工作压力弥重:——权利弱化,功能不齐。乡镇作为一级政府本来就是先天不足,它不具有完备的政府功能,特别是由于自身的财政能力十分有限,导致缺乏相应的施政能力,乡镇政府在治理结构上突出地表现为“职权小,能力弱”。特别是近几年来,城市里各部门的政策制订者发起自上至下的收权运动,使强势的城市权力大举进入农村,致使乡镇的权力越…     

我省农村的又一次革命性变革

省委书记习近平“: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实施的这几年,是我省把握“两个趋向”的转换规律、统筹城乡发展力度最大、农村面貌变化最快、农民实惠得到最多的时期,也是我省“三农”工作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实践充分表明“,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确实是统筹城乡“兴三农”的有效抓手,是全面建设小康的攻坚工程、优美生态环境的基础工程、造福千万农民的民心工程,是与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完全吻合的,确实起到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龙头工程的作用,体现了浙江新农村建设“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特色和水平。     

北京市首个大型风力发电场将落户官厅地区

我国城镇供热收费制度今年将出现“大的变化”。热费补贴由“暗补”变“明补”的改革将在今年冬季全面推开。这意味着实行了几十年的供热收费由职工单位向供热企业统一交纳的福利制度将在各地陆续走向终结。取而代之的是，热费将以专项补贴的形式按月发放，由使用者直接向供热企业交费。实行热费补贴由“暗补”变“明补”是推进供热计量收费、供热节能、供热市场化的关键环节和必要条件。如果实施“暗补”变“明补”和热计量制度的改革，就可在其他方面都不动的情况下，节约能耗近30％。根据建设部的有关规划，各地要用两年左右时间，完成热费制度的改革，建立健全“谁用热、谁交费”的机制，实现供热的商品化、货币化。     

“通道经济” 活力无限

建市三年,崇左市综合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支柱产业和优势特色产业发展明显加快,中心城市建设进一步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取得重大突破,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口岸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规模明显扩大,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协调发展。2006年上半年     

天等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考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中央提出的一项新的奋斗目标,是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重要体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实现“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五个统筹”集中体现了新时期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其中,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天等县作为我区典型的山区贫困县之一,要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一方面要加快发展步伐,为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要加强     

构建和谐美丽的新家园——都昌县新农村建设纪实

都昌县地处鄱湖之滨．是传统的农业大县。一年来，县委、县政府坚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把“三农”工作当作重中之重，引导农民建设新农村，取得了初步成效。     

废弃抑或存留：村民组长制的困境与前瞻

税费改革及农业税取消之后,在财政短缺的压力之下,部分乡村为减少村级支出,出台了撤销村民组长的制度安排。但在目前的制度环境下,实施撤销村民组长这一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条件尚未具备。若勉力为之,则会导致制度变迁成本过高、管理难度加大和组内凝聚力下降等问题。当前中国的村治改革应该以“合村庄、裁村干、留组长”为总体方向,加强组长队伍建设、构建适当的激励机制,同时加大对乡村财政的支持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