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共同体责任分担的法理

气候变化问题是人类面临的由不断加强的人类活动影响力与有限的环境承载力之间矛盾引发的气候异变后果。气候共同体是阻止气候异变后果、争取气候稳定利益的共同体。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历史排放量解释和优先需要解释没有为共同体成员国家共同争取同一利益的行动作出合理说明。气候共同体建设的基本法理应当是“各尽所能、能者多劳”。气候共同体成员间分配应对气候变化责任的依据应当是成员国家“各自的能力”，即包含已然发展成果和未来发展条件两个方面的发展状况。判断发展状况的法理依据是以自然人平等为基础的发展权。我国应当按照自身发展状况为应对气候变化多作贡献，同时动员其他国家承担与其发展状况相一致的责任。     

共同富裕与农民发展权：理论探源、历史经纬与现实进路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道路上最艰巨的任务是实现农民的富裕。在理论上，共同富裕与农民发展权具有内在统一性，两者均是发展性和集成性的概念，且目标一致，共同致力于新时代新矛盾的解决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从历史看，中国的共同富裕与农民发展权经历了城乡二元体制时期缓慢艰难的进步、城乡统筹时期的爆发式反弹、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时期的行稳致远等三个阶段。从现实进路来看，在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的新阶段，应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坚持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协同发力，贯彻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原则，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良法善治为保障，以高质量的农民发展权来补齐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短板，有力推进共同富裕的实现。     

生态补偿的理论澄清与制度重塑——以司法裁判的实践反思为视角

在财产权保障理论的指引下，法院按照“无依据，则无补偿”“如何补偿，由行政机关自主裁量”的逻辑来裁断生态补偿案件，而“依据”的制定者为行政机关，最终造成行政机关主导着补偿给谁、补偿多少等生态补偿问题的界定和解决，以致于“案结事不了”。尽管财产权保障理论为早期生态补偿制度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无法解释2014年《环境保护法》修订以来生态补偿制度的发展实际。结合当前生态补偿的立法规定，生态补偿理论依据应当是保障平等发展权。有别于行政补偿制度，生态补偿是由国家、生态环境保护受益者给予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因生态环境保护造成平等发展权益损失的补偿制度。其中，国家对私主体的生态补偿属于基础性补偿，在此基础上，同级政府之间、平等主体之间通过生态补偿共享发展利益，以最大限度地弥补平等发展权受限制的地区和个人的利益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