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中的少数”难题——西方多元文化主义理论的困境及其出路

一直以来,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常常因无法包容少数族群的文化差异性而受到批评。为反驳这种"不宽容"的批评,西方自由主义学者提出了多元文化主张,以此包容、捍卫少数族群的文化差异。然而近两年,随着恐怖主义威胁以及难民危机日益严重,加上欧美右翼民粹主义势力的兴起,西方学者及民众却开始抱怨这种多元文化主义对少数族群"过于宽容",既损害了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价值观,也导致族群内部弱势群体的个人自由无法得到保障。这种截然相反的态度转变令人惊讶,同时也提出了一个"少数中的少数"难题。而通过对金里卡的"多元文化主义"理论的介绍与剖析来探讨这个问题,也许能从政治哲学视角分析西方宪政民主国家的多元文化困境及其出路。     

我国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探讨

本文介绍了附条件不起诉的概念、司法实践及争议,认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契合了起诉便宜主义之世界刑事诉讼发展的大趋势,具有其正当性;并就《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规定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进行了探讨。     

从合宪性推定到权力谦抑主义——香港“郑家纯等诉立法会”案中的解释方法与司法哲学

香港"郑家纯等诉立法会"案的判决涉及"香港立法会的调查委员会是否有权传召当事人"这一颇具争议的问题。针对当事人提出的"立法会调查委员会越权"的主张,在进入司法审查后,法院面对的是如何选择具体的方法来进行审查。虽然从文本来看,香港《基本法》并没有明确赋予立法会的调查委员会以传召当事人的权力,但法院采取合宪性推定方法,认为《基本法》没有禁止立法会通过调查委员会来行使证人传召权,并判决立法会的调查委员会不存在越权情形。这种对立法机关持谦抑姿态的方法论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形式文本,在本质上建基于《基本法》架构下国家不同权力间的关系维度,具有宪法上的正当性,并且对当下中国宪法方法的建构具有启示意义。当然,香港立法会调查权的行使必须以《基本法》为依据,以香港特殊的行政主导制为基础,这又从另一面体现了立法权对行政权的谦抑。     

人机协作创未来

自1959年美国制造出第一台工业机器人以来,机器人在日本、韩国、德国等工业化国家得到大规模应用,并且越来越朝着"小而有力""聪明好用"的方向发展。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以机器人为代表的自动化也时常被视为与工人争抢"饭碗"的"元凶"。在工业生产方面,机器人一直拥有"超人"的优势,这不仅体现在作业的高效率、高精度高可靠性方面,在耐疲劳连续作业等方面也明显优于人工也正因如此,在     

大陆法系缺席判决制度价值取向研究——从缺席判决主义到一方辩论主义视角的考察

缺席判决制度自古罗马时即已有之,从缺席判决主义模式到一方辩论主义模式的变迁反映了缺席判决制度从纯粹作为的一种终结程序的手段和一种惩罚措施转向更加重视程序的正当性即程序公正问题,但就缺席判决制度本身而言,它是为了诉讼的效益而设。     

前科量刑价值研究

前科作为反映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的量刑情节,在实践中普遍作为加重情节适用。但是,由于理论上对前科的概念没有准确的定义,实践中对前科的范围也把握得不明确,因而前科作为加重量刑情节的适用还存在不妥之处。应当在量刑中贯彻责任主义,在责任刑之下发挥预防刑的调节作用,前科加重的"射程"应当限定在责任主义范围之内,并且未成年人的前科不应作为从重处罚的依据。     

社会转型期个人、社会和国家关系的重构:以社区建设为视角

目前,思想界普遍存在的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争论,已经影响到具体的学术研究领域,很多学者对社会改革的建议和构想,无论是突出一种排斥国家权力的纯粹的"社会自治"或"个体联合",还是强调"国家权力培育基层社会",都存在过度理想化的问题。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使得现有的理论很难对当下中国的现实进行有效解释。由于新的技术、新的经济趋势的推动,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再度经历着复杂的变迁,必须重新在一个相对实在的中观领域进行重新观察。社区作为个人、社会和国家交叉的一个领域,恰好能满足这一要求。     

民事诉讼中的证据共通原则研究

证据共通原则,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受诉法院对某一证据进行调查的结果能够作为对立当事人之间以及共同诉讼人之间共通的证据资料予以利用。证据共通原则细分为对立当事人间的证据共通原则与共同诉讼人间的证据共通原则两种基本类型。证据共通原则确立之基础是自由心证主义,因为自由心证主义不仅强调受诉法院自由地进行证据评价,也要求受诉法院对于同一事实应形成同一心证。根据证据共通原则的要求,在民事诉讼中,证据调查程序一旦开始,即不允许当事人随意撤回其证据调查申请。为确保辩论主义所固有的防止突袭裁判之机能能够充分地实现,证据共通原则尤其是共同诉讼人间的证据共通原则在适用上必须受到一定的限制。只有在当事人的防御利益得到了有效保障的情形下,受诉法院根据证据共通原则认定案件事实才具有正当性。     

略论恩格斯晚年对美国工人运动的看法

恩格斯晚年关于美国工人运动的论述主要包括两个方面:1886年之前,他侧重于论述美国工人运动的前进性;1886年之后,他侧重于论述美国工人运动的曲折性。也就是说,恩格斯认为美国工人运动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恩格斯还指出美国工人运动充满曲折的三点原因,这三点原因都成为后来的美国例外论的核心论点。恩格斯对美国工人运动的看法是非常正确的,但他也忽略了阻碍美国工人运动前进的其他因素,如美国的共和传统以及民主、共和两党对第三党的抑制作用。     

对抗下的合作:当事人主义刑事证明模式再思考

传统上将当事人主义刑事证明模式理解为对抗式,事实上,证明过程中控辩审三方的关系既有对抗,又有合作.合作既体现在实质上的合作需求,又体现在形式上的程序设计.合作机制与对抗机制共同构成当事人主义刑事证明模式.刑事证明的合作模式体现了正义与效率的价值,可以促进正义有效地实现.同时,对抗与合作又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对抗机制是主导,合作机制是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