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视域下的商议式司法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意蕴深邃,它将法律看作动态、开放、互动的行动系统。交往行动的学理资源是语用学;存在方式是商谈;生长土壤是"理想话语情境"。交往行动理论视域下的商议式司法提倡各方当事人以及其他社会民众在有关具体案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方面采取真诚互动、沟通协商的方式,从而达成理解与共识。商议式司法具有对话性、程序性、伦理性,其价值在于增强裁判结果的可接受性;克服机械司法的缺陷;促进司法民主;遏制司法腐败。     

习近平法治观念略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多次就法治建设发表重要论述,阐述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科学水平的目标和路径,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因此,深入理解习近平依法治国理念,就要从"大局"、"大势"和"大事"中,深刻认识依法治国是我国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坚持依宪治国、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不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严肃惩治司法腐败;规范权力运行,切实"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我国建设工程纠纷柔性司法解决机制探究

由于建设工程的复杂性、技术性和长期性,加之经济生活中必然存在的利益稀缺及冲突,因而在建设过程中产生纠纷是不可避免的。近年来,人民法院受理的涉建设工程类案件数量呈递增的态势,人民法院作为法定审判机关,有必要在现行诉讼模式之外结合该类案件的特点探寻柔性司法解决纠纷机制,使之与刚性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相结合,更为高效、便捷、公平公正地化解、解决此类纠纷,为我国当前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提供应有的司法服务和保障。当前我国建设工程纠纷的解决机制相对比较单一,尽管亦存在诉讼外解决机制的运作可能,但诉讼仍旧是当前此类案件最为主要的纠纷解决机制,但成本高、刚性强、周期长等仍是这一方式不可避免的缺陷。从刚性极强的诉讼活动的另一面出发,构建我国建设工程纠纷柔性司法解决机制既保持了司法独立和权威的特点,亦赋予整个纠纷解决过程具有必要的灵活性与自治性、能有效降低此类纠纷解决目前居高不下的司法成本并能提高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程度。我国建设工程纠纷柔性司法解决机制的建构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建立诉讼前和解引导机制、诉讼中调解机制的建立与完善以及建立第三方ADR与人民法院相互配合的纠纷解决机制。     

司法高效理念下庭前多元纠纷处理方式的评析——评民事诉讼法(2012修改)第133条

2013年1月1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新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已正式施行,新法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要求,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具有不少亮点.其中新增条款第133条作为亮点之一着重体现了司法高效的诉讼原则.该条款规定法院有权依据受理案件所涉纠纷类型的不同,在立案阶段分别予以不同处理方式,旨在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本文则对该条款项下规定的多元纠纷处理方式提出价值和适用上的质疑,认为该条款与新民诉法中关于限缩法官裁量权,增加当事人的主体地位和程序权利的价值取向存在矛盾.若不加以具体化的适用解释,对当事人程序权利的行使存在不利影响,有违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立法宗旨.     

博弈论视角下的“高考移民”限制政策分析

高考移民现象是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和不断演进而出现的。随着高考移民规模和范围的扩大,这一问题的解决纳入了政府的视野,相关地方政府出台了限制高考移民的政策。针对这一事实的存在,试图通过公共政策的博弈理论分析模型来透视各地相关的高考移民限制政策,找出高考移民现象出现的症结所在。高考移民的现象是在现行的高考制度内考生与高考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博弈所引致的。高考政策制定者是这一博弈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角色,高考移民现象的出现是与高考政策的瑕疵紧密相关的。解决目前的高考移民问题应该对博弈参加者的行为选择进行具体的分析。     

举证责任倒置:一个迷思概念的省思——以知识产权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分配为中心

"举证责任倒置"的概念化与命题的中国化,折射了理论研究的盲从及裁判实践的功利化倾向。我国民事举证证明责任分配承袭且实际沿循了"规范说"原理。"举证责任倒置"是一个具有历史合理性,且随实体法配置举证责任的成熟化应逐步隐退的概念。隐退或转化的逻辑在于"倒置—修法—正置",即被"规范说"开放体系吸纳的过程。它并非是"新的"另类特殊规则,实体法规定一方当事人对某要件事实的举证责任,只是借由实体法规范将具有减轻或免除责任情形的举证责任"具体化"于该方当事人而已。实则是立法者将客观举证责任的预先配置权集于自身,体现的依然是"规范说"之逻辑。在方法论层面,法官适用举证责任分配法则时,应严格按照位阶的高低适用,适用客观举证责任分配时不享有自由裁量权。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司法适用疑难问题研究

在司法实践中,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理解和适用存在不少争议。对"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的"明知"认定,可以采用推定明知的方式来认定行为人应当知道的主观心理态度。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成立是否要以被帮助行为构成犯罪为前提,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不要求帮助对象构成犯罪,但须严格达到帮助对象人数众多或帮助行为情节严重的标准。在帮助对象构成犯罪外,对帮助行为是否构成犯罪需结合实际情况分析,只有在造成严重后果且行为人未在其业务范围内尽相应注意义务,才可定罪。帮助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构成共同犯罪的,应以行为人与被帮助者有无事前通谋为界定标准。若行为人与被帮助者有事先通谋的,应对行为人直接以被帮助者所实施的罪行的共犯进行定罪处罚;而行为人与被帮助者事先没有通谋的,要具体情况具体处理。     

论我国侦讯取证的现状与制度完善

侦讯取证与人权保障是案侦活动的两个方面，但它们不是均衡发展的。维护人权观念的崇高，不能也不应掩盖打击犯罪在先的事实真相。侦讯活动与限制人身自由是同步的。考察我国的未决羁押与律师会见，如实供述与不自证其罪，相对的默示沉默权，辩护取证的显形化与规则化，律师在场权与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口供自愿性的证明能力，司法甄别、排除和认定口供的复杂性等问题。回答如何处理证据的法律真实和客观真实、形式真实和实质合理，取证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的关系。它们在侦讯取证制度的完善中，需有相应的配套举措。     

大道至简 打造权力紧箍

关注法治政府建设,建言司法体制改革,热议立法法修订……"法治"无疑是今年全国人代会的热词。全面依法治国,被视为与全面深化改革并行的"鸟之双翼"、"车之双轮"。2015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代表们期待,法治建设能蹄疾而步稳,走出法治中国新天地。为"任性"权力戴上紧箍"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15年要"坚持依宪执政、依法行政,把政府工作全面纳入法治轨道。""一     

国际海洋划界裁判中的“司法能动主义”——以200海里外大陆架划界问题为例

国际海洋划界是国际司法机构实践"司法能动主义"的典型领域。在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CLCS)完成200海里外大陆架提案的审议工作之前,越来越多的海洋划界争端当事国开始请求国际司法机构在裁决200海里以内海洋边界的同时,一并划分200海里以外的大陆架。鉴于CLCS避免卷入海洋划界争端的一贯立场,国际司法机构如若坚持以"定界"为"划界"的前提,便有可能产生海洋划界争端中的"管辖权黑洞"。为化解这一僵局,国际司法机构近年来坚持严格区分"定界"和"划界",同时为管辖200海里外大陆架的划界争端创设了门槛标准,彰显了"司法能动主义",然而,国际司法机构裁决200海里外大陆架界线时产生的新问题,亦反映出"司法能动主义"的局限性。综合国际司法裁判的结构性因素和情境性因素,未来国际司法机构应适度回归"司法克制主义",谨慎对待"管辖权黑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