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视域下公安派出所侦查活动检察监督

检察机关对公安派出所刑事侦查活动进行依法监督,是推进司法改革和完善执法监督水平的重要路径。从现有的监督制度和监督手段进行客观分析,有一定的局限性。按照中央司法改革精神要求和检察机关整体架构发展规划,检察监督职能需要调整和优化,以适应多样化的公安派出所刑事侦查活动。应从检察监督职能的改进和优化的必要性、实然性分析、局限性解析及优化路径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为构建全方位、多角度的公安派出所刑事侦查活动监督机制铺垫理论和实践基础。     

“大社会”视野下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程序研究

财产权是公民重要的人权内容之一,刑事诉讼应像重视人身权一样认真对待财产权。刑事涉案财物处理制度对公民财产权利影响巨大,司法公正要求刑事涉案财物处理应具有程序正当性。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仍将涉案财物仅仅限定为诉讼标的,缺乏将涉案财物置于整体社会情境下的思考,减损了物权价值和市场功能。我国刑事涉案财物的程序性处理制度具有碎片化、同质化、行政化以及目的单一化等缺点,应以"大社会"视角对刑事涉案财物处理制度进行系统性统一立法,并对物强制措施进行体系性和多样化构建,以及对其进行诉讼化的程序设计。     

清末民国检察文书的转型与司法现代化——基于司法档案的考察

清末以降的检察制度整体而言处在不断变革和进步之中,其文书的变化尤为明显,作为官方记录反映出司法现代化的进程。在检察制度建立之初,中国传统司法审判中最重要文书之一的批词被适用为主要的检察文书以为过渡,相应的起诉文书也初现雏形;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批词转变为近代化的规范文本,起诉书、上诉书现代化成型,其格式、内容也不断适应中央层面的现代化的改革需求,在短短二三十年间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然而形式上的检察文书快速转型与实际检察运作不一致的现象也凸显出近代中国在司法现代化过程中的根本性矛盾。     

司法改革背景下“捕诉合一”的推行动因、困境与改革进路

最高检推行"捕诉合一"办案模式最主要的目的,即为解决当前检察系统内部存在的案多人少矛盾。而这一矛盾被激化的直接原因在于员额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后,检察系统内办案力量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且办案工作量还有了大量的增加。尽管"捕诉合一"改革有助于解决当前检察院办案压力骤增的压力,但存在着诸多弊端,不宜作为一项长久之计。当前应强化外部监督措施,并改良其他制度以削弱检察院对"捕诉合一"办案模式的需求。     

刑事案件中的积极辩护事由及其司法证明——“于欢案”的证据法视角

我国立法中虽然没有出现"积极辩护事由"这个术语,实践中却存在类似的做法。关于这类辩护事由的司法证明如何展开,理论界争议很大,实务活动各式各样,没有统一标准。正视这一问题,结合我国的法治传统与司法环境,借鉴域外有利因素,将我国积极辩护事由的司法证明朝向既有利于控辩双方推进诉讼进程又有利于案件事实真相发现的方向发展,符合我国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中引入当事人主义合理要素的改革趋势。     

伊朗反腐:亿万富翁被判死刑

正在西方正式解除对伊朗制裁两个月后,詹雅尼的罪名被定为"尘世的腐败",这是伊朗刑法典中最重的罪状之一。当地时间3月6日,伊朗司法机构宣布,亿万富翁詹雅尼因欺诈、经济犯罪罪名成立被判处死刑。这一消息在伊朗国内引起巨大震动。这也是伊朗自1996年以后,就腐败案件判处的第二桩死刑案。     

欧洲法律改革的三大潮流——试述卡佩莱蒂对西方司法的比较观察

莫诺·卡佩莱蒂通过对西方司法程序进行比较研究发现,欧洲法律改革出现了三大潮流:宪法化、国际化与社会化。首先,融合自然正义与法律正义的宪法正义不仅在美国亦且在欧洲逐渐成为法治的要素;其次,欧洲政治经济一体化促使与宪法同属于高级法的一系列国际性法律文件问世,跨国的法治保障进一步推进了国际化进程;再次,现代新型社会问题促使了司法模式从"压制型"转向"回应型"。这三大潮流促进了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但要让法律和司法的基本价值深入人心,更有赖于传统、教育和政治文化。     

经济犯罪出罪事由的法教义学分析

面对经济犯罪复杂情况和司法实践严峻形势,亟待对经济犯罪出罪事由理论展开法教义学研究和探讨。经济犯罪出罪事由是指在经济犯罪刑事司法活动中据以判定某一经济行为不认为是犯罪或不予刑事处罚的某种特定事由。根据不同的标准,经济犯罪出罪事由可以划分为基本类型、特有类型、抽象类型、程序类型以及其他类型等五种,并呈现出多样性、零散性、独特性和开放性等鲜明特征。当前,我国经济犯罪出罪事由的司法适用现状并不理想,未能收到应有的出罪实效,急需发展与完善。     

我国当前司法环境下民事诉讼程序价值的保障力度与限度

普世意义的程序安定性必然有与特定适用范围相对应的“相对度”,而决定“相对度”的标准在于一国现有的法治环境和法治思维.决定我国当前对民事诉讼程序价值的保障力度与限度的法外因素是多元化的,应在充分认识现实国情的基础上,通过技术性调整,提升对程序性错误进行证明、认定、宣告与救济的力度,限制程序的循环进行、意思自治权的宽泛赋予和柔性程序制度的构建,同时对人为主观意识主导下技术调整无力的瓶颈问题持客观的认识态度并积极采取预防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