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如何发挥服务和保障作用

检察机关应当切实增强工作的前瞻性和针对性，把服务党和政府中心工作作为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与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国发[2012]2号文件确定的贵州发展目标，也是省委、省政府当前的最大任务。任务艰巨，使命光荣。检察机关应当勇于担当、积极作为，不断更新思想观念，积极创新工作思路，切实履行检察职能，全面服务和保障国发[2012]2号文件实施。     

辩诉交易本土化的可行性

辩诉交易在不同法系国家被重视并合法化,但辩诉交易的引进潜藏着巨大的风险,如以钱买刑,击溃我国司法宽容的底线,严重损害刑事被害人的权益保护等。在当下我国,对于辩诉交易需要少一些实用主义、多一些理性分析,坚持刑事司法的基本原则,恪守刑事司法的底线,避免制度过于宽松造成司法不公。     

商事思维模式下破产财产变现问题研究

在商事思维模式中,破产财产变现本来应该更加注重效率和收益,同时应强调并尊重债权人的意思自治。在我国破产财产司法拍卖实践中,多次流拍现象突出,确定的保留价往往过高,合谋竞价行为时有发生。目前适用范围最广的英格兰式拍卖与荷兰式拍卖均有各自的优缺点,但我国目前在司法拍卖实践中多采用英格兰式拍卖,因此,有必要以商事思维来重新思考现有破产财产变现制度并寻求变革路径。     

司法社会工作的内源性根据及其实践指向

司法社会工作之司法和社会工作不是割裂的,而是内在地统一在一起,司法社会是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子系统,也是社会存在的一种方式,司法社会产生的中和性问题提出了各类司法社会主体社会权利的保护和维护问题,司法社会工作则是司法社会中保护和维护司法社会主体社会权利的基础的中和性制度安排。因此,司法社会工作在实践中指向了司法社会、司法对象和司法社会之外的其他社会存在方式。     

高校校规:司法适用的正当性与适用原则

高校校规是高等学校公共权力行使的重要依据,是现代大学治理的介质文本,在法律地位上可类同于"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校规亦法",法律性与"准"法律性是校规可被司法适用的规范内核。校规的司法适用以附带性审查为前提,司法审判机关有权选择适用合法的高校校规作为相应教育行政诉讼案件审理之"参考"。在校规司法适用过程中,国家司法监督权对校内自主管理权应保持必要尊让;惟其如此,方能实现校内管理秩序的良性和谐。     

建设廉政文化,提升法官品格——五莲法院不断增强公正廉洁司法能力

日照市五莲县人民法院洪凝法庭在推进“三项重点”工作中,将提高法官品格、自觉增强公正廉洁司法的意识和能力为目标,以廉政文化建设为突破口,初步探索出一条将廉政文化“软力量”转化为广大法官公正廉洁司法“硬功夫”的新路子,由此既保证了广大法官在复杂社会形势下顶受住考验——“不出事”,又有效提高了化解矛盾纠纷、维护公平与正义的能力和水平——干成了事”.     

无怨无恨终不悔 情牵民工靠丹心

阜平县人民法院在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指导支持下，在阜平县人大常委会的有效监督下，同心协力，上下联动，终将原告山西省华通路桥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华通公司）与被告唐山远大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大公司）拖欠工程款涉及建筑分包合同16个案件，     

服务大局 彰显司法为民——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亮点解读

在2012年2月13日闭幕的海南省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董治良所作的《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获人大代表高票通过。细读报告,"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司法"成为报告中的主要看点,从中不难体会海南各级法院     

省法院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读书会暨全省中级法院院长会议召开

8月7日至10日,省法院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读书会暨全省中级法院院长会议在日照市召开。省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周玉华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李静主持会议,省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侯建军作总结讲话。省法院副院长刘爱卿、张盛昌、李洪波、刘玉安、叶赞平,党组成员、执行局局长关升英,党组成员、专职审判委员李方民,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傅国庆出席会议。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中央、省委和最高法院近期一系列会议精神,专题研究基层建设问题,进一步明确提升基层司法水平的思路措施。周玉华在讲话中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省法院基层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总体思路是:以党的十八大和省第十次党代会精神为指导,以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审判机关为目标,以强化监督管理指导为抓手,着力发挥基层司法职能,着力增强基层队伍素质,着力解决基层困难问题,进一步提升基层司法水平,充分发挥权利救济、公权制约、纠纷终结功能,为经济文化强省     

澳门司法审查制度回顾及研究

由于内地与澳门法律制度的不同,澳门特区法院的司法审查权的相关问题值得去探讨.本文拟对澳门司法审查的渊源及依据作回顾和总结,探讨其影响,以期对澳门司法审查制度的发展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