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以民族主义宣传调控民众不满情绪的成败条件——基于数学模型的分析

人类历史上,许多国家执政者有时会采用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方式转移民众视线以应对合法性危机。但此方法会同时增加民众的民族主义诉求,当执政者可能无法满足相关诉求时,民众即会产生新的不满。在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时,执政者必然要把握尺度,不断通过评估-调整的调控方式将民众不满情绪稳定于最低水平。通过数学建模分析可发现,此调控方式有趋于失序、趋于均衡两种结果,函数弹性差值是调控成败的关键。函数弹性差值决定于社会信息化程度、社会祛魅程度和执政者公信力。     

公共政策失效的背后：一个合法性视阈的探析

作为维持公共政策系统有序运作的重要维度,合法性的高低不仅影响政府治理的正当性和有效性,也对政策实际效果产生正负型的向度指引。其中,公共政策的合法性获取离不开对政策主体、政策执行、政策客体的探讨。然而,政策主体的“非市场缺陷”、政策执行的“分裂操作”、政策客体的“低水平参与”,成为引致公共政策合法性削弱乃至失效的三大痼疾。要提升公共政策的合法性,需提高政策主体的综合素质与工作能力,优化政策执行的法制环境与监督机制,拓展公民政治参与范围和意识的培育。     

查验居民身份证的合法性根据考证及解析

查验居民身份证是警察法和居民身份证法赋予警察的一项法定权力,此权力的合法性以依法执行职务的特定警察,主观认定公民有违法犯罪嫌疑为事实和规范前提。如果将普通公民配合警察执法行为之举,视为经由查验而自证其清白,就是对所有公民的人格尊严的法定和事实性侵犯。因此,应将警察查验公民身份证件的权力,与认定公民有违法犯罪嫌疑的权力,在法理和法律上予以分开,将前者设定在公民有配合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法律义务中,后一项权力应以此义务为根基。     

网络司法拍卖的合法性研究

拍卖行业与浙江法院这次争议的首要焦点是法院利用淘宝网提供的网络平台直接拍卖是否符合当前的法律法规,其实质是人民法院是否有权自行组织强制拍卖的问题。未来立法不妨明确赋予法院司法强制拍卖权。     

民事诉讼中电子证据的资格分析

现如今社会已经进入大数据和物联网的新时代,此时民事诉讼中的电子证据越来越常见,基于此,本文从传统证据规则、形式合法性、电子证据的客观性、收集方式和过程的合法性四方面入手,分析民事诉讼中电子证据的应用资格。希望能为关注此话题的研究者提供参考意见。     

当前中国基层政治改革的困境和出路

目前中国基层政治改革的困境是十分明显的,这主要表现在:基层政治改革动力不足、空间有限、制度化水平低.而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需要对基层政治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有基本的共识,同时需要有一些必要的制度安排,要积极应对来自各方面的风险和压力.     

从科层结构到平台结构:基于数字化时代企业权力的合法性重建

合法性是企业权力的题中之义,企业权力关系往往通过组织结构的安排来体现,权力与组织结构相互建构,从科层结构向平台结构的转变,昭示着企业权力的重置,这一变化的实质是数字化时代企业权力合法性的重建.科层结构因奉行工具理性的本质契合了工业化社会追求企业效率至上的要求而获得成功,因此而为其赢得了合法性.随着后工业化社会的到来,社会的价值取向日益转向对价值理性的关注和追求,于是引发了人们对工业化社会片面追求工具理性的反思:科层结构所表现的由工具理性压制价值理性的状况与后工业化社会的价值转向是格格不入的,由此成为触发合法性危机的重要诱因.近些年兴起的平台结构以其扁平化、去中心和无边界的耗散结构回应了数字化时代对个体价值、自主管理和合作共赢的诉求,消解了科层结构的合法性危机,为重建合法性奠定了价值基础、制度基础和有效性基础.     

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何重要

一般而言,价值观乃是以特定历史和现实条件为基础的、由一些相互联系且内在一致的基本原则组成并在相当长时期内保持稳定的特定思想体系。它既是外部世界的客观状况和人们内心的主观需求在理论层面的总结凝练,同时又对现实世界的合法性与发展方向起到重要的评判和引领塑造作用。在国家层面,价值观是国内主流意志的反映以及制度合法性的重要支持;在国际层面,也往往存在着反映全人类共同需求、事关国际秩序合法性与演进方向的国际主流价值观。     

劳动者被追究刑责,用人单位能否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法》第39条第6项规定:劳动者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而劳动者从被有关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到被追究刑事责任一般需要几个月,甚至是更长的时间。用人单位以劳动者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为由解除劳动合同的,其合法性如何进行认定呢?     

合法性与联动性: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社会组织嵌入——一个新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

推动社会组织嵌入社区治理结构,是满足社区居民多层次、多样化治理需求的重要途径,是新时代我国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合法性机制从不同维度建构社会组织嵌入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现实逻辑。从健全正式制度的均衡治理,推进规制性要素的强制性形塑;从实现策略性的专业化治理,推进规范性要素的适应性形塑;从强化共同理念的文化认同,推进文化-认知性要素的内生性形塑。社会组织“嵌入式”发展是阶段路径,“融入式”发展是升级路径,推动制度要素和技术治理联动优化,形成更加成熟健全的组织自主性生长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