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实验的法律问题简

人体实验是将人运用于实验,目的是为了被实验者的治疗。人体实验一方面能够推进科学知识的进步,是全人类的福祉;但另一方面,人体实验又是一把双刃剑,用之不当,则必然会引起严重的后果。因此,从法律上对人体实验进行规制是非常有必要,也是非常迫切的。从治疗性研究、非治疗性研究、新生物技术的治疗性研究、对于特殊人群的研究这四类情况入手,对人体实验所涉及的法律问题以及道德问题逐一进行梳理,有助于对人体实验进行法律规制做理论上的铺垫。     

从肖志军案引发的法律问题思考

肖志军案被社会和理论界所关注源于目前针对医疗违法阻却理由的混淆和概念模糊，笔者从违法阻却理由理论人手，试图穷尽所有医疗领域中的违法阻却理由。笔者结合肖志军案件指出了我国立法的缺陷和不足，并介绍了美国判例法中的医疗特权，进而提出我国立法亟待明确医疗特权的范畴，以便于避免此类悲剧的再次发生。     

论知情同意的豁免

本文围绕医疗实务中的知情同意豁免，首先讨论了知情同意豁免规则的法律政策，详细分析了紧急情形豁免、治疗豁免、知情同意权的放弃和强制治疗这四种豁免情形，简述了医务人员在适用知情同意豁免规则时可能的法律责任。     

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价值、基本原则及立法路径

由于传统隐私权制度的局限性,我国应建立职场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以充分保护劳动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权利.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除了具有个人信息保护的一般价值外,还有助于实现劳动者或求职者的平等权、言论自由权以及工作中的权利等.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除了应遵循个人信息保护的一般原则,诸如合法、公正、必要和透明等原则外,应将比例原则确立为核心原则,在信息处理中平衡雇主合法利益和雇员隐私权利.由于劳动关系的性质以及雇主和雇员地位和实力的不平衡,知情同意原则的适用应严格限制,原则上,雇员同意不能单独作为雇主处理个人信息的合法性基础.借鉴国外尤其是欧洲国家的立法经验,我国应在个人信息保护法中规定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的一般条款,并通过制定行政法规规定具体规则.同时,行政机关、工会或企业组织可发布职场个人信息处理的行为指引,企业和工会也可通过集体协议或规章制度约定或规定涉及个人信息保护的有关事项.     

论被害人同意的体系性地位——一个中国语境下的“德国问题”

关于被害人同意在犯罪论体系中的地位,德国刑法学界历来有"二元论"和"一元论"之争。对于我国主张全面引入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的"革命派"而言,需要审慎思考"一元论"对刑法学理论发展的深度影响;对于主张维持"四要件"基本格局的"改良派"而言,也可以从"一元论"中汲取资源,将被害人同意纳入"四要件"框架内予以重新解释。此外,笔者认为以同意的体系性地位之争为辐射源,可以从中引申出关于法益概念以及问题性思考等具有一般性意义、需要各种立场共同回应的深层次问题。     

从“不签字不手术”看“告知后同意法则”——对医患关系的再思考

"告知后同意法则"对现代医患关系之改善有根本性的影响,其旨在希望借助法律的医师说明义务,来加强医患间的沟通以增进患者对医师之信赖,尊重和维护患者的自主权,进而使医患关系趋向和谐。在实践中,我们既要注重法则自身的刚性,同时又必须依特殊的情形——危及生命安全适用其柔性,以避免患者掉入空虚的自主权。     

知情同意原则的专利法回应--生物材料使用者的揭示义务

自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确立事先知情同意原则以来,国际社会一直为建立更有效的生物材料国际保护机制而努力。本文认为在国际生物材料特殊保护机制确立之前,在充分发展的国际专利法体系中有所落实的事先知情同意原则,可以满足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需要,是较为现实的选择。修订后的专利法可以要求生物材料的利用者在申请专利时,揭示实施发明方案所必需的生物材料的来源,并提交已获生物材料所有人事先知情同意的证据。不过,专利法不应让专利机关对事先知情同意的证据进行实质审查,也不应要求申请人提交利益分享方面的证据。     

人大选举表决用语应当规范

一些地方人大特别是县、乡两级人大,在选举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时,常常用“同意、不同意”这样的用语来进行表决,还赫然印在表决票上,而把法律规定的“赞成、反对”这样的专门用语放在一边。笔者认为,这样的表决用语很不规范,应予纠正。     

药物临床试验中知情同意的法律问题分析

药物临床试验过程中,保护受试者权益、安全、健康必须高于对科学和社会利益的考虑,必须对受试者权益给予充分保障。知情同意是人体生物医学研究的主要伦理要求之一,知情同意书是保护受试者权益的主要措施之一。本文对知情同意审查及获取的法律问题加以分析,倡导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充分尊重和保护受试者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