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率市场化进程中西部商业银行的应对

目前,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已进入关键时期,由此给西部商业银行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与挑战,西部商业银行当以获得利率定价自主权为契机,采取稳健经营的发展战略,科学合理的定价机制,高效规范的利率管理及多元发展的创新活动,来应对挑战。     

地方政府管理标准化创新影响机制研究——以咸宁市为例

探究地方政府管理标准化创新影响机制,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和优化地方政府标准化创新。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分析框架,以湖北省咸宁市政府管理标准化创新为个案,探究其标准化创新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宏观政策环境、公众需求、政府管理服务水平、政策企业家及前期标准化工作基础构成了咸宁市政府管理标准化创新的重要推动力;同时,其创新进程也受到行政体制、人才与资金资源、组织协作机制和路径依赖“锁定状态”的制约。基于此,地方政府应制定符合地域特点的标准化创新战略、强化组织领导、健全监督评价体系及人才资金保障机制,进一步优化政府管理标准化创新。     

文化因素对顾客评价服务质量影响的实证研究

服务质量水平是由顾客对服务的期望和感知之间的差异决定的.具有不同文化价值取向的顾客对相同的服务产生不同的期望和感知,进而对服务质量水平评价不同.本文借鉴Hofstede的文化维度和SERVQUAL方法,构建文化服务质量指数(CSQI),对某代表性服务行业的顾客进行了实证调研,根据CSQI的统计和顾客对服务质量评价的结果,把服务行业的顾客分为四类.针对同样的服务,具有权力距离大与集体主义相结合的价值倾向的满足型顾客对服务质量水平评价最高,具有权力距离小与个人主义相结合的价值倾向的挑剔型顾客的评价最低,而权力居中与集体主义相结合的价值倾向的响应型顾客和权力居中与个人主义相结合的价值倾向的顾客(疑惑型)的评价水平一般,但后两类顾客占总数的比例很大,说明大部分顾客的文化价值取向都具有这些特点,他们对服务质量的评价具有代表性.     

基于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医疗损害因素对原因力判定的影响

目的 旨在对急性心肌梗死医疗损害原因力判定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探讨不同影响因素在原因力大小中的作用。方法 共收集274例急性心肌梗死判决案例,根据实践经验及专家咨询梳理原因力大小的影响因素,运用SPSS 23.0进行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治疗措施不当、病情变化处理不当、医疗产品使用不当、沟通告知不当、病历书写不当、疾病严重对原因力的判定有显著影响。其中,治疗措施不当、病情变化处理不当、医疗产品使用不当会增加判定为更大原因力的可能。沟通告知不当、病历书写不当、疾病严重则可能降低原因力的大小。结论 治疗措施类、观察护理类以及检查诊断类因素,可以与损害发生密切相关。沟通告知类在损害发生过程中的作用力,需根据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失及是否影响患者的选择作出判断。病历书写与病历管理类与损害的发生一般没有关系,但往往增加了按法律规定推定过错的情形。     

新型政工人才培养应在三个环节上下功夫

新型政工人才的培养,应从现阶段的实际出发,着力抓好人才培养的顶层设计、素质结构构建和教育资源整合三个环节。一、认真搞好新型政工人才培养的顶层设计1.建立充满活力和弹性的人才培养模式。应试教育培训模式是影响和制约新型政工人才培养的一     

欧洲化及其对成员国政治的影响

欧洲化已经成为近年来欧洲研究领域十分重要的学术议题,它意味着欧盟框架下成员国国内政治制度与政策的调整与变化。欧洲化正以不同的途径和方式影响着欧盟成员国的政治,它不仅引发成员国诸多政策领域的欧洲化,而且导致其中央政府部门之间、部门内部部长与官员之间关系的变化,推动成员国政府机构不断调整决策方式,地方政府也出现了谋求更多自主权的趋势。     

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与理论发展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人力资源管理在我国较发达地区经历了五个阶段的发展历程,在不同的阶段和时期对于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视程度也是各不相同的,与此同时由于实践的要求,对于人力资源管理理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反之,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又对人力资源管理实践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本文试图从实践和理论两方面进行研究,分析彼此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试论新社会阶层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多重影响

新社会阶层的出现扩大了“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使人民内部矛盾在经济、社会、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复杂的局面。更重要的是,新社会阶层的出现在促进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创新商业贿赂治理机制研究

尽管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起商业贿赂的治理机制,但受传统治理理念的影响,商业贿赂治理机制并未凸显独立价值,而治理依据滞后、治理对象标准模糊,治理环节的外在性造成治理措施难以落实、治理效率无法提高的窘境.因此,完善我国商业贿赂治理机制必须着手于治理机制的创新.在更新治理理念、完善治理体制的基础上,明确治理对象,健全治理依据,最终形成以国家为主导的社会共同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