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武汉区域金融中心:一般逻辑与中国特色

金融中心的形成与发展必须符合经济规律,遵循一般逻辑,这是基本要求。同时,从经济发展阶段和制度演变规律出发,由于我国在市场经济体制、发展战略上与西方发达经济体的显著差异,金融中心建设处于特殊的宏观背景,面临着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区域金融中心的内在要求。基于构建区域金融中心应有的一般逻辑和中国特色的综合分析,提出武汉区域金融中心建设的宏观战略构想。     

阳光照进保障房

2003年，浙江率先在全国实施城镇佳房保障制度，初步构建了南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公共租赁住房、限价商品住房和城市旧住宅区改造等组成的城镇住房保障体系。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13年全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要点的通知

1.2013年5月17日国务院办公厅公布2.国办发〔2013〕36号《2013年全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要点》已经国务院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2013年全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商务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吉政办发[2012]22号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办、各直属机构:省商务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的实施意见》已经省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按照执行。二○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关于进一步做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的实施意见省商备斤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的意见》(国发[2011]37号)精神,巩固2011年以来我省开展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     

基层民警现场急救能力培养——一起美国枪击案带来的启示

<正>无论警察是在打击恐怖活动、抓捕刑事案犯、处置群体性事件这样的重大警务行动中,还是在巡逻、调解民事纠纷、处理一般违法行为这样的日常执法活动中,都有可能遇到人员伤亡的情况。作为最先到达事发现场的处置力量和公安机关的第一线执法单位,基层民警在现场对伤者实施救助,不仅可以减少警民伤亡、降低损失,而且对于抓捕、取证、审理等后续执法程序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符合法律和道义的要求。在一起发生在美国的枪击案中,     

中国“市场取向”改革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辨说

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趋势可说是“市场取向”的，但并非一开始就如此，相反，为了结束经济混乱状况，最初许多措施毋宁说是“计划取向”的。在市场取向改革过程中，“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两种思路之间，共时态的激荡关系，远大于历时态的演进关系。作为市场取向改革重要步骤的“双轨制”，人们对其有多种理解，而与中央决策层的界定最接近的是将其理解为生产资料价格“放调结合的双轨制”。     

网购商品标价错误的责任认定

近年来网购商品标价错误事件屡见不鲜,司法实践中对商家可否因商品标价错误而主张重大误解从而撤销合同争议颇大。本文以我国民法规定为基础,在对重大误解的认定以及对重大误解条件下责任范围的考量中,纳入了学理解释和国外立法经验,从错误的原因和错误的表现形式来划分责任的承担,并在系统分析后回归到我国现行有效的民法体系以紧密结合司法实践。     

涉企业数据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

企业数据在既有法律框架下无法获得充分保护,作为一种财产性利益,企业数据与一般条款具有耦合性。但是,一般条款的裁判思路依赖于传统侵权模式,最高人民法院在"海带配额案"中创设的三个构成要件,使一般条款陷入困境,无法应对行为规制法的本质要求,无法与《民法典》相衔接。企业数据涉及个体经济利益、行业利益及公共利益,"全有全无"构成要件式的侵权判断,不能应对复杂多变的涉企业数据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动态系统论以"或多或少"的思路考量各要素的数量和强度的协作,按照价值位阶和顺序,考虑企业数据本身的合法性、行为人主观过错、行为影响,根据具体场景综合权衡损害与收益,可以为涉企业数据竞争行为的正当性判断提供正确的裁判思路和理论支持。     

知名商品特有名称、包装、装潢法律保护研究

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名称、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案件出现的愈来愈多,如有影响的"小肥羊""妇炎洁""王老吉"等名称、包装、装潢纠纷等,因此类纠纷比较新颖,相关法律规定不尽完善,特别是对此类案件具体如何认定规定的不详细,加之知名商品特有名称、包装、装潢与其他关联权利的冲突,以及立法在赔偿责任和赔偿范围上的矛盾,时司法实践者在解决此类纠纷时,感到无所适从,力不从心,因此,迫切需要在理论上进一步细化、完善相关法律规定。     

意识形态安全视角下的文化体制改革

文化体制改革承载着对外保护国家文化主权和对内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双重意识形态安全责任。在当前的文化体制改革中,要警惕"去意识形态化"与"泛意识形态化"两种相反的极端倾向。必须把握文化产品的商品属性与意识形态属性,推进文化市场体制与管理改革,切实维护国家文化主权与意识形态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