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罪的数额解析

贪污罪的数额对贪污罪的定罪与量刑具有重要意义。对贪污罪数额理解存在诸多争议,对贪污罪的司法实践具有较大影响。本文围绕贪污罪数额的界定、贪污罪数额的内涵、实践中贪污罪数额的认定标准展开探讨,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农民工工伤认定问题与对策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进城务工的农村居民数量激增,《2021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由国家统计局发布,其中提到：我国农民工数量在2021年末,已高达2.9251亿人。庞大的进城务工人员引发的工伤事故赔偿案件也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为更好地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有必要对有关农民工工伤认定在司法实践中涉及的相关问题进行探析。     

文书笔迹鉴定证据的认定与运用方法

众所周知,文书笔迹鉴定已经成为刑事诉讼程序中必不可少的程序。文书鉴定可以有效判断可疑文书证据上字迹是否为当事人所写,通过将多份可疑文书证据上的字迹经过鉴定确认,判断为是否为同一人所写。笔迹鉴定逐渐成为解决法律问题的专业方法手段,笔迹鉴定人在鉴定笔迹全程需要进行视频记录。笔迹鉴定不仅要确保司法鉴定质量,而且还需要客观、事实、科学地确认文书字迹是当事人所写的基本事实。本文主要通过对文书鉴定证据角度出发,公平、公正、公开对文书字迹进行鉴定,不断丰富、完善我国文书笔迹鉴定质量,更好地指导司法鉴定实践。     

特殊防卫权认定标准分析

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修订时增设了正当防卫行为在部分暴力罪行下的特殊规定内容,主要针对正当防卫适用的特殊环境进行界定。但是由于法条的表达不够精确,在学术界以及执法中存在诸多的争议,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性界定难度较大,因此需要结合特殊防卫权的各项要件以及防卫限定标准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本文主要对特殊防卫权的内涵、认定困境进行分析,并提出特殊防卫权认定标准界定建议,以供参考。     

盗窃未遂认定与处罚的法律适用问题探讨

盗窃罪一直是我国重要的侵犯财产类犯罪罪名,本文从盗窃未遂的概述入手,讨论了《刑法修正案（八）》新增的特殊盗窃犯罪未遂与普通盗窃未遂的认定差异,及目标为数额较大财物的盗窃未遂行为入罪的法律适用与争议,并以此为基础研究了盗窃未遂的处罚,旨在完善我国的盗窃犯罪规制法律体系。     

开设赌场行为的罪与非罪

为了严厉打击开设赌场行为,降低该行为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刑法修正案（十一）》提高了开设赌场罪的法定刑配置,然而,由于《刑法》对该罪名选用了简单罪状模式进行定义,导致了实践中存在着诸多关于开设赌场行为具体界定的问题。本文从开设赌场罪的概述入手,研究了该罪的犯罪构成,进而讨论了开设赌场行为的罪与非罪情形,并将开设赌场罪同赌博罪（聚众）做出了详细的比较,旨在完善开设赌场罪刑法规制体系,维护社会的善良风俗。     

行政复议中程序违法认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发展推进,实践中对行政程序的合法性审查越来越重视。行政程序合法是行政行为合法的重要组成要素,行政程序违法必然导致行政行为违法,因此行政程序违法主体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行政程序违法的认定对于行政行为,乃至行政主体都至关重要。本文笔者结合实践案例浅谈行政复议中行政程序违法认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以期能对我国行政程序以及程序违法认定的立法完善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平台经济背景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认定与完善路径

大数据时代,涌现出了许多平台经济体。平台经济的独特性,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但也暗藏挑战,对平台经济领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认定与法治化规制提出新的要求。为此,立足我国国情,对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进行监管,需要加强对平台本身的技术性监管,对垄断行为的实施者采取严厉的措施;基于平台的大数据特性,就需要加强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同时,监管还需要从法律依据方面,创新《反垄断法》的防范与规制。     

走私犯罪中洗钱行为的司法认定难题及其破解

《刑法修正案（十一）》修订了洗钱罪的犯罪主体、客观行为方式、主观“明知”等构成要件和罚金刑内容,与此同时,反洗钱的司法适用规则也随之改变。当前,走私犯罪及其衍生的洗钱行为的认定,存在罪数认定缺乏统一标准、洗钱犯罪起始时间节点及其上游犯罪认定过于复杂等困境。为破解这些困境,司法机关应从刑法规范的体系和整体解释出发来判断走私所得的接收和处置行为与“共罚的事后行为”的关系、下游行为与走私犯罪行为的关系,从而作出罪名认定和罪数评价。在认定行为人的主观“明知”时,不能要求其对某一具体上游犯罪的罪名具备明知。走私犯罪的犯罪所得应包括犯罪直接或间接产生、获得的一切财产。     

被害人谅解有效性认定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路径——基于认罪认罚裁判样本和访谈的实证研究

在认罪认罚制度全面推行语境下,围绕谅解主体、谅解自愿性和合法性、谅解范围等三个要素,考察434个涉及被害人谅解的认罪认罚裁判样本,并对样本来源地区S省R市的6位刑事审判人员开展半结构化访谈,结果显示,被害人谅解有效性认定存在三个问题,一是在普遍比较注重协商格局下,部分案件中参与谅解的主体过多且参与时机有误,二是在确认式庭审背景下,部分法官对谅解自愿性和合法性审查不够严谨、合理,三是部分法官随意运用自由裁量权,无故突破个案中的谅解范围。对此,应从适当规制谅解参与的主体和时机、加强谅解自愿性和合法性的审查力度、准确认定被害人谅解的范围等路径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