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我国的问责制政府：理论基石及路径选择

一个有公信力和有效率的现代政府应当是有责任性并可问责的政府。我国自去岁抗击非典以来对在政府工作中失职或渎职的官员严加查处的动向是推进政府问责制的一个令人鼓舞的开端。政府行为须问责的理念和实践在抗击非典中激发,推进政府问责机制建构之紧迫性正日益清晰地为人们所认识。建构问责制政府是对政府及其官员行为的制度规范和道德规范的必然要求。我国现实政治生活中长期存在政府责任性不足和问责乏力的状况表明,依据善治和法治的理念加快建构政府问责制是我国政府管理创新的必由之路。     

善治与治道变革：西方政府治理模式变革中的制度分析和设计

上个世纪的最后20多年,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组织都经历了重大的变革,这是一场波及世界的政府改革运动,它是依托于一系列创新性制度的设计、选择和安排来实现的,反映了当代政府治理变革的基本理念与价值。     

党内民主与善治的互动

党内民主与善治在概念内涵上虽然差异很大,但二者之间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在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中,党内民主与善治能够进行有效的互动。表现为:发展党内民主可以支撑和维持善治,善治的推行也可以对党内民主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善治理念下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研究

随着民主法治进程的推进,善治被置于重要地位。善治所针对的是公共服务部门的效率低下问题。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存在诸多问题:缺乏科学合理的行政理念,缺乏服务意识及责任意识,未建立有效的公共服务绩效评估机制,未充分发挥行政客体的潜力等。善治对提升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作用主要有:在透明性原则下的民主治理;实行法治,保护公民权益;在多元主体合作治理下,有效提高政府公共服务。善治理念下的提升对策有:树立善治理念,以增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为重点;提高行政人员的服务意识与能力;建立健全公共服务的绩效评估机制;发挥行政生态的优势。     

发挥核心作用 引领公众参与 推动社会善治——创新基层社会管理推进平安建设的河南探索

社会管理作为管理者通过多种手段和方法规范社会行为,协调社会关系,促进社会认同,秉承社会公正,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抵御社会风险,维护社会稳定,确保公共安全的实践活动,也是平安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推进平安建设,必须注重社会管理创新。然而,平安建设中社会管理创新,又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必须着眼于基层、立足于地方、依据于实际,探索具有地方特色的管理模式。创新基层社会管理、推进平安建设的河南探索给我们带来的最大启示是：基层社会管理创新,必须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核心作用,必须坚持以科学的理念为指导,必须围绕善治目标进行合目的、合规律的创新。     

多视角探赜政府—新媒体关系:一种善治关系模式的构建

新时代的政府与传媒关系主要体现为政府-新媒体关系,国内外就此转向问题从新媒体自治、议程设置、双向互动、舆情应对等多个视角进行了探讨。我国政府-新媒体关系中存在诸如舆情应对不力、包容性欠缺、机制不完善、市场逐利等问题,中国在疫情发生初期都有例证。有鉴于此,政府-新媒体关系需要构建一种善治模式,政府做到善待、善用、善管,新媒体能够自主、自觉、自律,政府与新媒体达成共识,共同致力于服务社会公众,在完善的法治框架体系基础上走向善治之路。     

乡村治理中的农民政治认同问题探讨

在乡村社会,农民既是乡村治理的主体,也是政治认同的主体。乡村治理必须以乡村社会和谐稳定为前提,而乡村的社会和谐稳定又与农民的政治认同度息息相关。农民利益的实现需要凸显农民的主体地位,乡村治理发展的目标是趋向乡村"善治",于是"善治"理念便对提升农民政治认同提出了具体要求。     

关于幸福指数的研究

南亚的不丹王国在20世纪70年代首先把“幸福指数”引进治国理念，并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轮驱动”的“国民幸福总值”（CNH）指标。实践结果是，     

将德政善治转化为良法

人类社会发展与制度文明演进是由类似“尧舜禅让”、“周召共和”、“刘备爱民”、“李世民虚心纳谏”、“华盛顿不做终身总统”和“甘地非暴力不合作”等无数德政、善治和良法积累起来的。     

良法善治绘就“三美东至”底色——东至县法治建设工作综述

一座座法治标牌比邻而立,一条条法治公益广告随处可见,一场场生动的法治讲座呵护成长……感受法治东至的脉搏,这一切都彰显着尧乡大地前进的步伐、法治的律动。近年来,东至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始终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为目标,按照“普及法律知识,化解社会矛盾,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工作思路,高位推进、锐意改革、全面保障、多方共为,全面提升了法治政府建设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