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山抗战军用机场修建始末

抗日战争时期，在武陵山区深处的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曾修建一军用飞机场这个占地91万平方米、征用良田1375亩的军用备战飞机场，是渝湘黔三省市边区10多万土家、苗、瑶、汉各族群众肩挑背磨、流血流汗辛勤修建而成的：从1940年2月开工到1942年5月完工，历时两年多，这全民抗战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程沧波、端木露西与“妇女回家”

说到程沧波,要先说已于2006年5月31日关门大吉的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这家报纸总计发行28356号、全球最资深的中文报创刊于1928年2月1日,当年正值“宁汉分流”时期,所以首印是在上海,直到“宁汉合流”之后的1929年2月,才迁到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出版,彭学沛为首任总编辑。《中央日报》的发刊词是蔡元培     

抗战时期粮食伪造文书现象的历史考察

抗战时期南京国民政府为了保障战争胜利,制订了一系列粮食政策,如实行田赋征实与库券购粮,在一定程度对于财政赤字与公粮解决问题上有一定缓解意义,然而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粮食紧缺的问题,以至各类事关粮食伪造现象迭出不穷。通过对各类粮食伪造文书现象的全面考察,深刻剖析此类现象产生的社会根源,还原其伪造具象的历史场域和时域,以此来透视民国政府统治状况,折射民国社会之样态。     

灾荒视角下的国民政府合法性危机及其应对

灾荒与政治紧密相关。良性政治生态往往会灾而不荒,而恶性政治生态则会天灾人祸、逢灾必荒。民国时期天灾不断,固然有自然的因素,但更多地和民国政局、政观、政策、政力有关。国民政府的武力统一政策挤占了防灾和水利建设经费,破坏了生态环境和社会自救能力。政府尽管具有了初步"为民"的人本理念,但在实践中却又倾向于"防民甚于防灾"的维稳思路。1931年天灾人祸、内忧外患之际,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内、救灾不忘内战的政策。尤其是1942年河南大饥荒见诸报端之后,国民政府在救灾和宣传两方面均陷入被动,暴露了其对灾荒与政治合法性关系的误读和应对上的失策。     

宋子文的“茅草屋”

儿时我就听说。南京北极阁山上有一茅草屋,是当年宋子文居住的地方。我当时心里疑惑,宋子文不是银行家吗？怎么会在茅草屋里？     

试论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援助

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次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美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中的重要一员,给予中国大量的援助。日本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势力不断扩张的情况下,美国从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逐步形成了"遏制日本,援助中国"的外交政策,从各个方面加强了对中国的援助:军事方面,通过《租借法》加大了军事物资的援助力度、整训中国军队、组建"飞虎队";经济方面,通过借款等一系列方式给予国民政府巨额经济援助;政治方面,应中国的强烈抗议,美国宣布废除在华特权,同时积极活动,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美国的战时援助,增强了国民政府抗击法西斯的实力,为打败日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双重身份演绎传奇人生

李锡九,1872年出生于河北省安平县任家庄的一个地主家庭.早年他追随孙中山,投身于反对清王朝和北洋军阀的斗争.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以中共秘密党员的身份为党工作.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李锡九任广州国民政府监察院首席常务委员、武汉国民政府监察院委员和军事裁判所所长.直到全国解放,他一直利用特殊身份,长期从事反蒋斗争和开展抗日活动,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国民政府要员的西北经济开发主张及启示意义

国民政府在完成北伐、统一全国到溃逃台湾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先后两度提出了“开发西北”“建设西北”的口号，掀起了两次“西北开发”热潮。在这期间，国民政府要员蒋介石、戴季陶、宋子文、张人杰、邵元冲、朱家骅等先后赶往西北考察，他们对西北经济开发问题的活动前后持续了将近10年。他们的言论及保留下来的相关会议资料包含着丰富的经济开发主张，这些主张对于新形势下的西部大开发具有借鉴启示意义。     

抗战期间中英香港问题的交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加入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国际地位得到提升,国民政府借此机会试图解决香港问题。出于不与英国交恶的考量,国民政府并未要收回整个香港,仅在中英新约谈判中向英国提出收回新界。在两国交涉的过程中,国民政府虽然积极争取美国的支持,但英国直接拒绝将这一问题列入议题。而在新约签订后,国民政府虽没有放弃努力,但始终缺乏坚持到底收回新界的决心和手段,又受制于国际局势的压制,面对美国支持英国重占香港的局面,最终无可奈何,无计可施,放弃了收回香港的要求。抗战期间中英两国就香港问题交涉的全过程,体现出国民政府难以跳出民国外交“始争终让”的规律,说明其难以超越民国外交的半殖民性。     

战后国民政府对缅遣侨问题初探

二战期间,英美两国倡导创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统筹协调战后世界各国难民的救助与遣返工作.战后,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指导与帮助下,国民政府精心筹划组织,动用大量人财物力,开展艰苦卓绝的东南亚华侨遣返复员工作.因国民政府对缅遣侨过程最为复杂,外交交涉最为困难,遣返人数亦最多,故成为整个遣侨工作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