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台前后的国民党当局与“控苏案”

1949年,国民党政权迅速走向崩溃。为了推卸责任,挽救颓势,阻止国际社会对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予以承认,国民党当局决定向联合国控诉苏联支持中共“叛乱”,违反《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联合国宪章,呼吁国际社会对国民政府施以援助。“控苏案”自1949年提出,至1952年通过,历时近三年之久。期间,国民党台湾当局利用联合国为政治舞台,以“控苏案”为媒介。     

仓皇中的国民政府在大陆最后一个行政院长官邸

在重庆市渝中区大溪沟四维桥头、人和街十字路口西北侧山丘上,有一个占地20余亩的大院(今人和街2号、28号、40号),现在鲜有人知道它曾经的名字——友居。友居原是重庆市工务局局长傅友周的私家花园,系现代重庆名人旧居之一。抗日战争初期,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七十二军军长孙元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有经济政策及其揭示

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以后,主要从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的基本经济战略出发,试图建立起能操控国民经济命脉的国有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国民政府统治前期,虽然推动了经济领域现代化进程,但是官僚资本的形成和垄断,给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抗战期间,原有的国有企业在日本侵略下遭到特别严重的摧残,战时期国民政府自己掌控的地区经济急剧缩小,也为了满足不了当时的经济现实需要。国共内战全面的爆发,不仅耗费了大量财力,而且使社会和人民继续处于动乱不安当中,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又遭受一次惨重的打击。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经济政策进行解读和分析,有利于对当时南京国民政府企业的形成、发展总体状况有一个清新明了的轮廓,为中国企业制度研究进近代的纵深发展和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全面了解提供了学术研讨价值的基础,推进中国经济史学科的进入新的高度,为更深的研究与探讨、更全面的宏观研究和个案研究的一点参考。     

“脱党”后的陈独秀在狱中

正1932年10月15日,上海租界中外警察发布了一则令国民党当局"欢欣鼓舞"的特大新闻——他们抓获了住在岳州路永兴里11号的中共大头目陈独秀。虽然此时陈独秀已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另成托派",但还是让蒋介石高兴万分,立即电令上海市长吴铁城将陈独秀押往南京。之后,陈独秀开始了漫长的监狱生活。从被捕的1932年10月15日至1937年8月23日出狱,陈独秀在狱中度过了1771天。在失去自由的日子里,陈独秀经历了一生中最为艰难的岁月。     

论苏联对广州国民政府的军事援助

1925年7月,在苏联的帮助下,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在广州国民政府存在的17个月时间里,苏联在军事装备的提供、军事人才培养和作战的决策指挥等方面给予了广州国民政府重大的支持和援助。     

台湾光复纪略

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895年，清政府以一纸屈辱的《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日本。自此，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达50年之久。此间，深受切肤之痛的中国人民，一直渴望收复被日本强行割占的宝岛，并为之进行不折不挠的斗争。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战的呼声下，当年的国民政府利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有利的国际环境，向中外昭示收复台湾的坚定立场，积极开展收复台湾的准备工作，最终实现了台湾光复，洗却了中华民族在甲午战争中所遭受的奇耻大辱。今天，让我们再一次回首往事，国耻不可忘，历史铭记心。     

叶挺五次重庆之行

在叶挺任新四军军长期间，他曾先后五次来到国民政府陪都和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重庆。前三次是以新四军军长身份到重庆办理军务，后两次则是作为蒋介石的囚徒被押往重庆。叶挺先后在重庆逗留了26个月，其中17个月是在蒋介石的监狱里度过的。叶挺在重庆的经历，可称为他传奇人生的一个缩影。     

20世纪30年代自由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及绩效评价

20世纪30年代,自由知识分子在国难时期,热情参与政治论争,形成了以《独立评论》等刊物为中心的论政场所,完成了由学术到政治的转变,并实现了与政府的人事结合。此举加快了国民政府独裁体制的形成,给国民政府行政院的施政方式带来一些新变化。但是自由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由于受制于国民政府政治制度大环境之局限,注定其殊难施展宏图。     

“上去一天，就全没了”

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在陕甘宁边区的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辖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     

论长城抗战

2005年8月12日至13日,由民革中央、中国抗战史学会联合主办,中共迁西县委、县政府承办的“长城抗战学术研讨会”,在当年长城抗战的主战场之一喜峰口所在地迁西召开。本次研讨会的论文,已全部收入《团结》增刊“长城抗战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这里选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员金以林先生的会议论文,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