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领袖陈独秀与蒋介石的博弈

正陈独秀以其号角性的文章,集聚起一批知识界的精英分子,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中共早期党首,实乃一介书生领袖;蒋介石早年混迹于上海十里洋场,后由黄埔军校起家,以北伐胜利居功,进而掌握党政军大权。这样两个性格迥异的人,竟被时势的惊涛骇浪推至历史的前台,作为代表各自政党和     

国民政府行政院重庆旧址

国民政府行政院重庆旧址位于重庆市渝中区中山四路36号重庆市委机关大院8号楼国民政府行政院是依据1928年10月3日通过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设立的，居五院（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考试院）之首，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内迁重庆，征借教会学校——明诚中学的办公室和医务室作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的办公之地、     

刘文辉：政府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

1935年，40岁的川军军阀刘文辉被侄子刘湘逐出成都，退据雅安，出任西康建省委员会主任。1939年1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刘为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的执政理念 西康省位于四川西部和西藏东部，作为省份，酝酿成立于1935年7月，消失于1955年7月，前后加起来，只存在了20年。刘文辉主政西康十几年，其执政理念有16字：“勤俭为政、倾囊兴教，开化民智、建设桑梓。”     

英国与1926年法权调查会议

1926年1月在北京正式召开的法权调查会议,缘起于1921年12月10日华盛顿会议所通过的《关于在中国之领事裁判权议决案》。从华盛顿会议议决行将召集法权委员会到会议正式召开,历时4年,其间英国对于法权会议的政策以1925年夏季中国发生的五卅反帝运动为分野,经历了相当明显的变化与调整。之前英国政府对法权会议态度极其冷漠,而在遭受五卅反帝风暴、省港大罢工的沉重打击之后,英国政府不得不直面在华治外法权问题,并拟定了现实的与会方针,即在维护现有治外法权制度的前提下,争取切实消除该项制度中为中国人民所痛恨的某些弊端,以缓和中国的民族主义浪潮。1926年底至1927年初,在国民政府革命外交的巨大压力之下,英国政府将上述方针付诸行动。尽管英国政府迫于现实压力准备做出适度退让,但其立场与中方的诉求依然有着霄壤之别,这也就注定了日后国民政府与英国就治外法权问题展开的交涉必是极其艰难的。     

邮政局巷

邮政局巷位于重庆市渝中区,是太平门顺城街的一条支巷,与普安堂巷相连,靠近太平门。清末此处建有邮政局,1938年国民政府邮政局在此营业,故此得名。清代修建的山西会馆位于邮政局巷22号。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反省院设于原山西会馆内。重庆解放初期,反省院七栋房屋被西南民政部接收。1954年,西南转业建设委员会重庆接送委员会将此处房屋作为接待站,用于接送过往重庆的复员军人和荣誉军人,后交由重庆市民政局使用。1959年至1961年,此处作为盲流人员收容所。     

重庆入选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抗战文化遗址 同盟国驻渝外交机构旧址群

<正>同盟国驻渝外交机构旧址群是抗战时期各反法西斯同盟国家在重庆设立的驻华使领馆遗址。国民政府作出迁都重庆的决定后,苏联驻华大使奥莱斯基于1938年1月第一个在重庆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呈递国书,并设立使馆。之后,美国、英国、法国、波兰、巴西、土耳其、秘鲁、比利时、澳大利亚、挪威、加     

腾龙沿边土司与国民政府关系探析

国民政府对腾龙沿边土司统治地区实行土流并治,由于土司统治的经济基础并未动摇,拥有相当数量的武装力量,国内外局势复杂,国民政府吏治腐败等。使得双方对抗不可避免,对话成为可能;双方均通过剥削与压迫当地民众获得利益,手段相似,利益趋同,也为双方的合作提供了基础。     

两岸议题政治博弈更趋激烈

正在今天的台湾,不论是经济发展,还是政治发展,甚或权力争夺,都无法回避两岸议题,而且必须面对两岸议题。前不久,不论是执政的国民党当局,还是在野的民进党,甚至负责立法的"立法院",均积极争夺两岸话语权甚至主导权,而且在新形势下展开一场更为激烈的两岸议题政治博弈战。马当局在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共同维持两岸一中问题上更积极,致力于纠正台湾教科书"一边一国"错误论述,回归"一中宪政"体制。民进党在两岸议题上尽管做出一些积极姿态,展开两岸政策大讨论,但成     

国民政府时期监狱官制管窥

通过对国民政府时期监狱官制的探究,即监狱官员的建置、任职以及考核方面相关规定的研究,可以看出其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为了解整个中国监狱的官员制度打开了突破口。但与此同时,关于监狱官员的任用、考核方面的制度未被真正地落到实处,更多的是流于形式,对于监狱官素质的要求过多地偏重于知识、学历,而对于其内在的素养却不予重视,这种现象是值得反思的。     

中国艰难追讨被日掠走文物

二战结束后，国民政府曾积极追讨被日军掠走的文物。但是，麦克阿瑟从中作梗，日本又处处敷衍、刁难，致使追讨工作举步维艰。最终，中国只要回了包括28件“国宝级珍本”的107箱善本图书。比起在抗战中损失的文物，可谓九牛一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