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级权力变迁中的地方性因素——基于C县县级档案和口述访谈的研究

近三十年来中国在中央和地方层面都持续在进行行政体制的变革。其中,县制变革可以说是地方行政改革中最为突出的。与一般的职能调整和机构改革不同,县制变革的核心是权力的变迁。从"市管县"体制改革到撤县建市,再到强县扩权,县级权力一直处于变革过程之中。地方性力量的成长是理解这一过程最重要的切入点。从地方性因素出发,对县级权力的变革应作一种权变的解释,即使具备同样的结构性条件,由于行动者的参与方式、互动和参与程度的不同,结果也会有所不同。换言之,无论存在任何结构性因素,那种在浙江C县案例中发生的县级权力变化也并非必然趋势,而是多种力量、多种因素偶然结合在一起的结果。     

新时期人民法院案件质量评估制度初探——以最高院《人民法院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为评析对象

案件质量评估是非常有中国特色的一项监督管理制度。通过案件质量评估制度来强化监督是在放权和监督之间的一个很好的平衡点。案件质量评估制度是实现法院"公正与效率"的导向体系,是督促全国法院最大限度内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的一种有效激励机制。     

人大工作和民主法治建设座谈会述要

6月21日,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召开部分专家学者座谈会,来自复旦大学、上海交大、东华大学、上海大学、市委党校、上海政法学院等方面的7位专家学者与会。学者们主要围绕人大制度、党与人大关系、人大监督、人大代表的产生及其职责、政治参与等内容,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座谈交流,提出了有关意见和建议。上海市委党校教授、政治学部主任程竹汝认为,人大是法制内制度化程度最高的一个民主形式,人大要拓展的一个是民主,另一个是监督。监督权占人大权力的50%。对人大监督,社会舆论有不少议论。他认为,世界各国议会普遍的监督形式是质询。我国法律对人大质询也给予了授权,但使用的只是个案。究     

巨贪退休八年被揪出

"安全着陆"原是飞机平安降落机场的专业术语,如今被喻为官员善始善终、顺利退休。一些隐藏很深的腐败分子自然将"安全着陆"作为自己官员生涯最后的追求。然而,这世上总有些人是"倒霉蛋",胡惠民就是其中之一。这个原安徽省宿州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退休八年之后,被其他贪官举报,落入法网。2011年12月28日,关押在安徽宿州市看守所的胡惠民接到了终审裁定书,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他贪污490余万元,挪用公款20万元,构成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判处无期徒刑。已经70岁的胡惠民本该是颐养天年,而今起,却只有将牢底坐穿了。     

你被谁卖了？

你可能有过接到陌生人打来推销电话的经历，这标志你的个人信息很可能被非法买卖了。尽管有关部门为此开展了专项打击行动，但因为立法的不足，造成实践中适用法律的尴尬。     

五个昏招

正一段时期以来,个别地方政府的贪污腐败、暴力拆迁、暗箱操作等消蚀着民众的信任和耐心,让百姓在谣言面前,宁可相信谣言而不相信政府。然而,面对正确而汹涌的民意,一些地方仍然执意妄为,甚至火上浇油。     

借鉴美国经验提升社会管理能力

在社会管理中,美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和城市管理者,较好地做到了"放手"而不"放任","掌舵"而不"划桨"。2012年10月9日至30日,我参加了由省直机关工委组织的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目标绩效管理"培训,通过听讲座、访社区,我感觉视野更开阔了,对美国国家社会制度和管理模式有了更深的认识。此次培训对我如何借鉴成功经验,提升管理能力,促进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完善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在美国,行政划分主要分为中央政府、州、县、市(镇)几个层级,在具体社会管理中又主要依托政府、宗教组织和社会组织三个方面来完成。     

安徽：立法推进民族工作

这是网上流传的一位民族大学毕业生的求职“苦水”：就业难我明白，可比较莫名其妙的是因为一张民族大学的简历及少数民族的身份，多数用人单位只扫一眼简历封皮的校名和姓名栏星的少数民族名字，就会直接拒绝。     

我国《反就业歧视法》的立法问题研究

2013年我国高校毕业生达到近700万,"就业严冬"的到来使得人们更加关注在就业过程中产生的诸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就业过程中产生的各类歧视。本文通过对我国当前的《就业促进法》以及《反就业歧视法》(专家稿)进行梳理与评析,指出其存在的问题与进步所在,试找出推进我国《反就业歧视法》立法的有效路径。     

中国地方法制史研究的前世与今生

研究中国地方法制史有其特有的意义,即有利于丰富中国法制史的内涵、发展地方法文化以及为今天的地方法治建设提供借鉴等。前世的研究成果主要可以分为以行政区划、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来划定的一些成果,涉及的主要内容包括了中国地方的立法、行政执法和司法史等。取得这些成果的原因有多个,主要是研究队伍开始壮大、研究资料开始增多、研究环境开始宽松等。今生的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研究人员较为分散,没有形成合力;研究地域分布不均,研究成果疏密不匀;研究资料没有充分发掘,还有资料未被充分利用;研究方法较为单一,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不多等。为了推进中国地方法制史的研究,有必要进一步重视研究队伍的扩大和整合、研究资料的收集和研究方法的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