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政治参与的发展与人大选举制度改革

社会转型期公民政治参与日渐发展;人大选举制度的不完善,制约了公民政治参与;选举制度必须引入竞选机制,实行选举权的平等,给予农民更多的政治参与机会,扩大直接选举范围。     

抓住机遇 迎接挑战 积极推进依法治区进程——商州区胜利召开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一、高度的重视,正确的指导 对商州来说,这是一次继往开来的大会.这次会议是在十六大召开之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召开的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会.会议将进行换届选举.中共商洛市委、商州区委对大会的召开,予以了高度重视、关心和支持.从元月的筹备工作开始,商州区委就把人大的换届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区委成立了换届选举工作领导小组和区人大十五届一次会议筹备领导小组,从代表的酝酿、推定和选举,区委领导都亲自参与并指导.会议筹备期间,商州区委多次召开筹备领导小组会议,研究会议有关工作.     

影子

从本刊平时的稿源来看,来自玉溪的作品不算多,发表的较为零星,作为编者,对玉溪市职工文艺创作的总体情况,说不上有全面和明晰的了解,经过玉溪市总工会积极的组稿,本期玉溪市总工会职工文艺创作展示专版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廖会芹的《影子》可为其中的代表,作者以细腻的笔触,独特的感悟,描绘了身处城乡两极世界的主人公影子般虚空的情感生活,以及由此而生的悲剧结局,读来令人嗟叹不已;李世宗的《做媒》取材于人间平常事,但结果却是事与愿违的,可谓弄巧成拙。此外,玉溪作者的一组散文,地方特色浓郁,文笔清新自然,韵味丰富,读者不妨一睹为快。从这组稿件看,玉溪市的职工文艺创作起点甚高,大有可观。我们期待玉溪市的职工作者创作出更多更好的贴近现实生活的文艺作品。     

个别任免应慎行

部分地方人大常委会在行使个别任免权时 ,出现了一次地方人大常委会会议任免 2～ 3名政府副职领导人 ;也出现了本届各次人大常委会会议任命的副职领导人数超过了本届各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副职领导人数的总和。对此 ,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意见较大。笔者认为 ,这种个别任免远远超过了个别任免的范畴 ,变相地侵犯了同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剥夺了人大代表的选举权 ,应当慎行。我国《地方组织法》第四十四条规定 ,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 ,人大常委会有权决定本级人民政府副职领导人的个别任免。所谓“个别” ,《辞海》云 :(1)特别的、特…     

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体现在哪些方面

基层党支部书记，在一般情况下，都应按照党章规定．由党员选举产生。设支部委员会的，由支部委员会选举产生；不设支部委员会的，由党员大会选举产生。但是，党章同时还规定：在党的地方各级党员代表大会和基层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上级党组织认为有必要时，可以调动或者指派下级党组织的负责人。这里所指的党组织的负责人，就基层党组织来说主要是指党的基层委员会(含村党支部委员会、村总支部委员会)的书记、     

“说我们乱收费，胡扯”

国家发改委于2月19日曝光8所教育乱收费学校的消息公布后，这8所学校所在的地方反应不一。有的主管单位连夜查处；有的则把责任推给地方政府；有的则称“赞助费是学生自己愿意交的”；南京审计学院学生处处长接受记者采访的第一句话竟是说南京审计学院乱收费是“胡扯”。他说，“‘点招’要交钱，各个高校都在这样做，现在，仅仅曝光南京审计学院，我们感到非常不理解。”     

关于国家减灾规划编制

《国家减灾规划》将作为“十一五”期间中央政府指导减灾事业发展、决定减灾重大工程和安排投资的依据,并指导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制定本行政区域的减灾规划。     

阿扁铤而走险

陈水扁“元旦文告”宣示“两岸从紧”、“公投新宪”,接着又在大年初一,“江八点”届临11周年前夕,抛出“要认真、严肃考虑废除国家统一委员会和国家统一纲领”;同时表示,“未来要认真思考,改变思维,推动用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种种迹象显示,陈水扁在“三合一选举“遭到重创后,很有可能破罐破摔、铤而走险。根据台北和华府的有关官员透露,陈水扁的“元旦文告”事前曾与美方多次沟通,并且做了若干修正,最后美方勉强接受;但有关废除“国统会”和“国统纲领”的谈话,美方事前毫不知情,因此深感意外。所以国务院在1月30日主动重申美国一贯的两…     

析地方行政性垄断的成因及解决对策--兼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政企分离不彻底,计划经济体制弊端的影响、经济结构不合理、法律制度不够健全、中央与地方关系在法理和实践上的模糊性等诸多原因,使地方行政性垄断成为中国现阶段垄断的一个突出现象.以地区垄断和行业垄断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行政性垄断,在目前已经形成了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很危险的破坏力量.在我国改革正日益深入地触及到破除垄断等深层次问题的情况下,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强和我国加入WTO的背景下,我们应采取更有效的对策来破除行政垄断,为此,在加快体制改革和反垄断立法进程中,目前应该把反行政性垄断的重点放在地方行政性垄断的问题上,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从体制上改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