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共和国李其尼·塞斯蒂亚法研究——公元前4-3世纪罗马公地利用模式诸类型

正一、公元前4世纪李其尼法之前的公地占有状况(一)关于公地占有的两个古老的习惯法规则(mores)公元前4-3世纪的罗马土地制度开始和结束于两个划时代的政治和军事事件:其发端于公元前396年对维爱土地的分配,这是自公元前486年卡西乌斯土地法案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地向罗马人民分配土地,造就了一个广泛的小土地所有者阶层,成为罗马在意大     

论亚里士多德的理想政体——基于《政治学》的视角

亚里士多德作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大家,被恩格斯誉为"最博学的人"。作为一名哲学家,他的贡献遍及逻辑学、形而上学、神学、伦理学、心理学、政治学、修辞学教育学、实学、风俗和雅典法律各个学科。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亚里士多德被称为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文化的奠基人。他著名的一部关于政治理论的著作《政治学》,不仅标志着政治学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且对西方政治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的政体思想是整部著作最有影响力的部分之一,至今对我们仍有启迪意义。本文试图通过对其《政治学》的研读,来研究亚氏的理想政体思想。     

斯多葛学派“世界城邦”思想及意义

斯多葛学派"世界城邦"思想的滥觞,注定了其在世界法律思想史上留下重要的一笔。本文主要介绍了斯多葛学派及其"世界城邦"的思想,研究其思想的意义,对全球化的法律实践具有重要的价值。     

论罗马共和制中的权力制衡及罗马法传统

古 罗马以城邦式的小型共和国起步 ,它的历史辉煌很大程度上在于怎样从一个狭小但生气勃勃的“核源”扩散漫延成为庞大的帝国。罗马与希腊既是孤立的平行的又是有联系的和前后相继的。罗马在政治发展方面的一系列成果对希腊式的城邦制度有重大超越。罗马贵族与平民斗争的结果造成一系列局部的“体制改革” ,使罗马政制最终形成了有效的共和机制。这些机制被认为是人类社会最早的权力制衡的制度安排。罗马极大地发展了希腊的法治传统 ,作为古罗马国家法律规范总和的罗马法在法学的先进性方面达到了古代世界的高峰。罗马法对权利和有依据的权…     

古希腊城邦由来略论

古希腊城邦制度是希腊文明中不可忽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实的威胁、宗教的需要等两大因素促使古希腊形成了初期城邦。随着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海外殖民主义的迅猛发展,在多里安人的殖民浪潮中,希腊城邦制度进入成熟期,即为后期城邦。     

香港宪制发展与行政主导体制

对香港回归十余年来的行政主导体制的认识必须从行政机构与立法机构、司法机构、选民团体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来认识。从香港回归十余年来的实践来看,香港行政机构受到其他权力部门的挑战,特别是立法机构、司法机构和政治团体的权力主张的挑战。由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保障和中央政府的支持,特区的行政主导体制仍然得以维持,但是空间有所压缩。如果欲维护特区的行政主导体制,必须改变行政机构对外部挑战的被动回应,积极行使中央政府对特区的行政授权,并致力于建立广泛的执政联盟。只有这样,才能赢得其他权力部门的尊重和公众的支持,才能真正实现行政机构在宪制构架中的主导作用。     

试论宪制变革的国际维度——基于俄罗斯的实证考察

后冷战时期不断变幻的国际环境,对长期存在的许多威权主义政体提出了挑战。国际环境之民主化影响,在不同地区呈现出不同形式。民主理念和制度并没有在全球得以均衡地传播,相反却因地缘和文化的接近而带有许多偶然性。在俄罗斯,无论是与西方的联系还是西方的影响,都是相对程度较低的,外部民主化压力的影响也是十分有限的。通过经济发展和民主之间的因果机制研究,以丰富和完善当下的民主理论。     

论决断的类型化——在政治与法律之间的考察

由于施米特并未准确地将其1933年《法学思维》中的“决断”限缩为1922年《政治的神学》中的“狭义决断”,并无限放大了司法裁判之中的非理性因素,最终导致了其决断论以“广义决断”侵蚀了其具体秩序论,从而导致施米特否定了自己的具体秩序论。经由对施米特“狭义决断”生成史的考察,可通过区分制宪决断、其他纯粹决断与宪制决断的方法来化解困境。政治与法律的关系是宪制决断的背景,通过对施米特与卢曼思想的比较,借鉴卢曼的组织决策理论,可将宪制决断区分为法律系统中的司法决断、政治系统中的行政决断与立法决断三种类型。在我国宪法语境下,制宪宣示可明确我国宪法中的宣示内容、宪法修改与制宪权的关系,以及明确维护国家安全决断的定位,从而被兼容地应用于我国宪法语境之中。     

集中与分权的历史逻辑——“共同纲领”时期我国宪制的建构、运行与更张

1949年《共同纲领》与《政府组织法》共同确立了堪称"四九宪制"的国家权力配置基本格局。与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宪法传统不同,四九宪制虽然同奉议行合一原理为圭臬,却有自己的独特创造,表现为通过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这一职位实现议、行两端的权力集中。然而决策权与执行权在规范层面的分工模糊与权能交叠,使四九宪制在实际运行中无法确保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对国家事务直接和经常的领导。随着机构改革与权力重组的受挫,这一时期宪制的制度弹性逐渐耗尽,新政权的缔造者们最终通过在1954年《宪法》中对最高国务会议制度的设计实现了对议行合一体制的重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