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为何“下降”?——再议《理想国》中的“哲人王”问题

是什么让不愿进行统治的哲人最终被迫回到了统治中去,是《理想国》的关键问题。主动论者认为,哲人都或多或少的有统治的意愿。被动论者认为,驱使哲人回归统治的,是哲人要还对城邦欠下的债,哲人由城邦培养出来,本就对城邦有报恩的义务。很多学者认为,城邦的正义建立在对哲人行不义的基础上,逼迫哲人回归统治依照的是克法洛斯的正义定义。实际上,让哲人回归统治并没有违背哲学的"一人一事"的正义定义。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区分了自然生成的哲人和被制造的哲人,对于后者来说,强迫他进行统治是正义的,过沉思生活并不是这种哲人的"职责"。     

新时代国家治理“于法有据”: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的宪制实践

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原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作为全面深化改革新时期的最高层次机制,是中国进入新时期国家法治建设的基本发起点和法治发展的主要视窗。中央深改委以"党的领导"和"国家治理法治化"为其方法论渊源,通过"审议、审议通过——党、政府、机构、机关发文施行(试点)——授权法律暂停实施——确立正式制度或立法"四个环节,形成了贯穿"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各级政府、各机构"三个主体的国家权力结构,对新时代中国宪制制度作出了全新实践,塑造了中国国家治理"于法有据"的基本土壤。     

论宪制改革试验的授权主体——以监察体制改革试点为分析样本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触及宪法上“人大+一府两院”国家机构之稳定结构,但暂时并未诉诸宪法修改,称之为“宪制改革试验”或许更为妥当.在“改革突破论”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论”的发展背景之下,此项改革试验的启动必须通过授权获得宪法正当性.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宪制改革试验,无论在宪法文本上还是近五年的政法惯例之中,皆没有规范支持.唯全国人大方可进行此类授权,但其也不得授权改革试验不可变更之宪制,不得授权违反宪法基本原则的改革试验,不得进行“空白支票式的授权”.     

从“理想国”到“利维坦”——历史主义视角下国家观演变的逻辑必然

古希腊时期,个人与城邦关系紧密,城邦在公民心目中是一种追求至善的道德共同体形象,由此形成了一种整体主义的国家观:个人是城邦的工具.但随着罗马的世界帝国取代了希腊城邦,公共领域日益多元,国家对个人生活的统摄力逐渐被削弱,加之个人地位的提升使得在国家与个体之间开始出现有关目的地位的争夺.在基督教追求来世鄙弃现世的影响下,国家更被贬低成一种统治世俗社会的必要的恶,此种价值取向对后来的自由主义者产生了深刘影响.以霍布斯为例,他开始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重新设计国家的起源.     

大伦敦的“独立”梦

伦敦不仅仅是英国的首都，在很多人看来，它还是世界的首都。伦敦人喜欢夸耀这座城市多么特殊、多么出色。他们认为，伦敦是一个附属于二流国家的一流城市。虽然这一说法曾经是句笑谈，但现在，一些人开始大胆设想，如果伦敦真的如此与众不同，它就应该特立独行，变成一个独立的城邦国家，就如新加坡。     

宪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适用

宪法在香港的适用可以区分为整体适用和具体适用。香港回归后,宪法整体上在香港获得实效,即以基础规范的方式整体适用于香港;具体适用方式则由于"一国两制"的宪制安排而独具特色。司法适用是宪法在香港的最重要、最典型的适用方式。香港法院不具有违宪(宪法)审查权,这就决定了宪法在香港的司法适用空间有限。除了基本法,宪法也是中央或者内地与香港交流对话的平台,也是香港形塑中国国家观念的重要途径。香港法院阐释和适用国家宪法,将以普通法的方式,大大丰富宪法的内涵,从而为中国宪法(学)发展和繁荣提供了一条偏径。     

试析柏拉图的正义论

柏拉图的《理想国》一书主要是围绕着正义而展开的,因此本文也遵循这一主线,分为五个部分对柏拉图的正义论进行分析和批判。     

从城邦正义到个人正义——关于《理想国》中“正义”思想的分析

《理想国》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其中的正义理论也开创了对正义问题讨论的先河。柏拉图通过建立一个理想国,从城邦正义推论到个人正义,总结出城邦与个人正义的同构观,并用各种制度把这种正义稳固下来。但是城邦正义是否可以推出个人正义?柏拉图的正义是否能够实现?这种正义理论又有哪些缺陷?这一系列问题还有待后人解决。     

高考宪制意义探析

每年一度的高考不仅是高校选拔学生的过程．更是一次国家共同体的建构过程。国家在最大程度上允许尽可能多的人参加高考,国家也对从报名到录取的每一个高考环节出规定。高考塑造了文化共同体,并且对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确保国家作为统一的整体而存在。高考独有的高效和公平的特质决定了高考短期内不会被其他选拔制度所取代。     

论西方传统政治忠诚观

西方传统政治忠诚观历经了从"城邦至上"到神权政治,从世俗专制到民主国家的对象变迁,并逐步在价值层面上蕴含和发展了公平、理性、责任、民主等基本精神与政治理念,从而确定了西方近代以来忠诚关系的基本价值与原则,架构了西方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