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的对外交涉

1969年9月,周恩来总理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鑫在北京成功会晤,中苏关系缓和.蒙古不愿做社会主义国家中最后同中国重新互派大使的国家,积极要求改善中蒙关系.     

邓小平对日外交思想略论

对日外交的战略目标是中日世代友好 ;必须树立中日友好的大局思想 ,全方位推进对日外交。历史问题是两国关系中的敏感神经 ,按照“正视历史、以史为鉴”的方针解决历史问题是实现中日友好的政治基础。运用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和利用矛盾的方针来处理中日关系是行之有效的对日外交策略思想。求同存异的原则既是对日外交的工作基点 ,也是寓于邓小平对日外交思想的哲学理念。     

试析美国对华政策的利益集团因素

在美国的外交决策中,利益集团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冷战后,利益集团更是公开走到了前台,通过游说等手段间接地影响着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为此,中国在处理中美关系时,必须把美国各利益集团因素考虑进去,大力开展第二渠道外交.     

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及其实践

对外开放思想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阐明了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形成的三个主要方面,并在此基础上着重分析了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提出了对外开放是长期的、根本的战略决策;要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把对外开放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统一起来;对外开放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对外开放要大胆、要敢闯;要吸收和借鉴世界上一切有益的文明成果等重要观点.在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的指导下,中国进行了对外开放的成功实践,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开放格局.中国的对外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高级外交外事翻译培养模式

作为外交部直属院校,外交学院多年来在培养高级外交外事翻译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培养模式.该模式将高级外交外事翻译要求的三个方面,政治素质高、语言功底扎实和知识面广博有机地贯穿于培养模式的两个阶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实践证明,这一培养模式是有效的.在此基础上为了迎接新的挑战,我院将与外交部翻译室合作进行教学单位与一线单位共同培养高级外交外事翻译的新尝试.     

德国内政外交回顾与展望

1999年德国政坛风云变幻,施罗德政府在内政外交各个方面经受了一系列严峻考验,内外政策作了一些调整,保证了执政联盟平稳跨入21世纪。未来一年施罗德政府执政重点仍将在内政方面,着力点是确保执政联盟内部稳定和解决税收、债务、失业等重大社会经济问题。在外交上将继续调整各项政策,保证德国成为世界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逐步实现。     

中国参与中东地区经济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中东地区长期存在严重的经济问题与"治理赤字",地区经济治理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参与。随着在中东地区的经济利益日益扩大,中国已成为中东地区经济治理的重要参与者,主要覆盖能源、贸易、投融资与发展治理等领域。尽管如此,国际社会对中国发挥更大作用的期待与压力仍不断增大。与西方大国相比,中国的治理实践在目标、能力、路径、机制、领域和风格等方面均独具特色:中国参与地区经济治理改善了地区经济发展环境与贸易条件,增强了其经济自主发展能力;也用实际行动回应了西方所谓中国"搭便车"的指责。"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推动中国参与中东地区经济治理的实践进入新阶段,中国应努力提升治理能力,创新治理机制,构建国际合作治理格局。     

印度海权发展中的安达曼·尼科巴因素:现状与影响

印度是新兴海权国,位于东方水域的安达曼和尼科巴群岛对印度提升地区战略优势、维护外贸与能源供应安全等均有很重要的作用。印方认为这一地区既有大国角逐等传统安全风险,也有非法武装人员渗透、偷渡、武器走私、毒品贩卖、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挑战。21世纪以来,印方多次升级在该地区的安全部署,推出了三军演习、国际联合演习、国际联合巡逻等影响较大的安全行动,扩大了印度海权的战略空间,密切了与美日等大国的关系,提升了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协同,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该地区的非传统安全压力。尽管如此,印方对安达曼和尼科巴群岛的未来定位仍有众多不确定性,其未来发展取决于优先推动当地经济开发和优先提升安全力量部署这两种策略的动态组合。中方的应对策略应将冷静观察与软性参与有效结合。     

俄乌冲突下德国新政府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转型

俄乌冲突爆发后,朔尔茨总理在2022年2月27日联邦议院特别会议上宣布向乌克兰提供致命性武器并大幅增加国防开支等一系列举措,标志着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迎来“历史性转型”的重要时刻。本文基于赫尔曼的分析模型对德国新政府外交与安全政策转型及其动因展开分析。研究发现,德国新政府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转型属于外交手段变化的范畴,这一“质变”固然离不开俄乌冲突作为重大外部冲击施加的影响,但不可忽略的是其他因素对这一政策变化的推动,如“克制文化”约束作用的弱化、朔尔茨的驱动、外交与安全领域相关政治行为体的倡议、民众在运用军事手段和对俄政策上立场的变化,加上其他外部压力,如美国对德国增加防务投入的长期施压、自特朗普执政以来的“战略回缩”,以及欧盟加强战略自主的努力。这些国内外因素在带来推动力的同时,也对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转型的落地施加了诸多阻力,以至于这一转型仍将是一个需要整固的过程。无论如何,德国新政府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转型将给欧洲内部的安全合作、欧俄及欧美安全关系产生深远影响。